1965年，陈寅恪在回忆录《寒柳堂记梦稿》中感慨自己的家世：“吾家素寒贱，先祖始入邑庠，故寅恪非姚逃虚所谓读书种子者。”谦称自己非世代簪缨子弟，辞谢友朋安在他头上的“读书种子”桂冠。四年后陈寅恪弃世，香港《春秋杂志》发表《史学权威一死了之》一文，作者慨叹“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此失去了一个真正的读书种子”。而那个发现、呵护这个“读书种子”的人——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已在1950年不幸猝逝。

　　傅斯年与陈寅恪是留德同学。当年在德国的一班留学生中，最用功的是陈寅恪与傅斯年，被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傅斯年则向毛子水称赞“在德国有两位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这是1923年到1926年间的事。

　　陈寅恪1926年2月回国，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傅斯年1926年11月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主任，1928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俞大维1929年回国，傅斯年想延揽他到史语所来，任专职研究员，托陈寅恪力请他从上海来北平任职，又请时在上海的蔡元培出面做俞大维的工作。但俞大维无意于学术，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上面披露的陈寅恪回国的月份、傅斯年欲请俞大维到史语所来搞研究都是新发现的材料，出自《傅斯年遗札》（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编，2011年10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以下简称《遗札》）。《遗札》记载的陈寅恪在史语所草创时期的表现与贡献，前所未闻，尤为珍贵。陈寅恪在史语所的身份是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对史语所的史学发展功不可没。但由于他同时又是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其身份、生平的另一面被大学教授声名所掩。

　　傅斯年1928年受命创办史语所时，确立了要与法国、日本汉学争胜，要把汉学中心从法国、日本移到中国来的目标，制定了“请名家”的进人方针，自然会想到具有这方面硏究实力的陈寅恪。而陈寅恪对傅斯年新史学的视野境界、理念方法也颇为欣赏，欣然接受聘任。1928年9月20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本院院长蔡先生聘先生为本研究所研究员，恳请许诺，感荷无置。查历史的语言的材料聚集北平者至多，整理发明端赖博学如先生者。不维冒昧，敢烦先生常川住在北平，以便从事整理。闻先生于内阁大库中颇得重要史料，有意编辑，又得数种文书之蒙古史，思考校之，无任欣佩，颇思早观厥成，以树研究史学之表仪，至于推此项及其它。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费，如抄写之费及助员之费等，自当由本所担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又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须分附研究员名下，以便指导其工作，或烦请先生担任此项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谊。先生本是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有常川住校，当由本院长函致清华学校校长，请其许可。先生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工作。至于因此而先生在清华任务减少，当由本院退还清华。先生在清华所领薪俸之一部从先生在北平开始工作日起算，凡此种种，如荷同意，请即示复。”（《遗札》第43函）这封信比较重要，故全文引录。它使我们获知陈寅恪被史语所聘任的事由过程，陈寅恪薪金的处理方式，陈寅恪在北平城内租赁住房的背后原因。

　　陈寅恪积极响应加盟史语所这个学术团队后，为史语所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购置“八千麻袋”明清内阁大库档案。1928年10月初，陈寅恪从上海返回北平后，即着手与在天津定居的原藏主李盛铎联系洽谈。一度颇为纠结，主要是卖方要价、买方筹资和存放房屋棘手。陈寅恪不得不放下不管闲事的身段，与傅斯年函电往还，与卖方周旋较劲，处理各方关系，终于在半年内，使这批重要文献在与燕京大学、日本满铁的竞争中落户史语所，为“国宝”没有外流和史语所掘得文献材料的“第一桶金”作出了贡献。使原定八个组之中的史学组有了重要工作内容，并因此加快了史语所从南疆迁往北国的步伐。

　　二是为史语所迁移北平的办公用房奔走尽力。他先打“御史衙门”（都察院）公廨的主意，最后相中北海静心斋。1929年3月到5月，陈寅恪不断向傅斯年、杨诠（中研院总干事）报告与外交部洽谈接收静心斋详情。杨、傅指示陈寅恪“先占静心斋再图发展”。一个“占”字，意蕴多重，历练丰富的人阅后当会心莞尔，同时也透露出史语所当年在北平立足不易。总之，陈寅恪在上司的支持下，稳妥搞定第二件大事。

　　1929年6月，史语所从广州迁入北海静心斋，将原计划的八个组缩编为三个组，即第一组（历史组），陈寅恪任主任；第二组（语言组），赵元任任主任；第三组（考古组），李济任主任。三个组主任实际是三个学科的带头人。既是组主任，就得理事。但陈寅恪在史语所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不是在史语所坐班的专职研究员，而在清华大学、史语所两边任职，这就与史语所的规章制度发生了冲突。平衡的结果，是傅斯年采取一种变通破例的办法，对外陈寅恪是史语所专职研究员兼第一组主任，对内实行兼职研究员一百元的薪金标准。

　　历史组是史语所的“头块招牌”，故傅斯年尤其重视，组内事务，小事他自己办理，大事则与陈寅恪商量。1935年进史语所的陈述回忆：“寅恪先生不常到研究所，但所里的事，特别是第一组的事，还是经常关注、指导。”他不仅处理历史组的事务，对史语所的事也很上心，常发表自己的见解、建议。如1929年9、10月间，第三组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受到当地政府、民间的阻扰，陈寅恪到傅宅谈此事，提出四点看法。10月23日傅斯年致函李济：“寅恪昨来谈，其言颇有可采……寅恪虽古怪，然官场情形，中国社会，实比吾等透彻也。”（《遗札》第101函）

　　1933年春，史语所因平津时局不靖，执行中研院集中各所于首都的计划而南迁上海，次年再迁南京。但第一组因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尚有一部分人留在北平。傅斯年因在北大兼课，也常在北平。故从1929年到1937年6月这八年，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关系稳定正常，他在史语所兼职的局限还不是太明显。他在城内有住宅，清华校园也有居所，两边都不误事，有时还代理所长事务。1930年10月20日，傅斯年致函蔡元培：“请准假两星期，在请假期内所有应行职务由陈寅恪代理。”如果不是抗战爆发，陈寅恪这个在清华、史语所两边理事的模式会长久保持下去。

　　然而战争打乱了社会与个人的秩序。1937年11月，史语所从南京撤退到长沙再到昆明，1941年初再次播迁到四川宜宾李庄板栗坳。陈寅恪1937年11月随校从北平撤退到长沙再到昆明，家属则安顿在香港。史语所与陈寅恪都历尽颠沛流离之苦。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1940年因欧洲战事，航路阻隔，无法远赴英国，困在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陈寅恪陷入危险之中。他贫病交加，到处筹措逃离的旅费。更为严重的是，日伪文化组织诱逼他入彀。在陈寅恪一家最困难的时刻，傅斯年伸出了救援之手，并提升到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的高度。

　　1941年12月10日，傅斯年一连发出三个电报给当时在港的杭立武（行政院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陈寅恪和中研院重庆办事处王毅侯，先垫款四千元，救助陈寅恪一家飞离香港到重庆（《遗札》第868函）。当时国民政府派飞机前往抢运，但陈寅恪不是政府要员，没有列入抢运名单，这次营救没有成功。

　　1942年1月11日，傅斯年又致电朱家骅（中研院代院长），建议他抓紧时间与驻港的情报机关联系，救援陈寅恪离港（《遗札》第879函）。

　　1942年4月，陈寅恪请离港的熟人陈汉带口信给杭立武，请国内给予接济。傅斯年于4月14日致函杭立武：“……兹拟将寅恪兄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先行转去，倘无问题，弟再向好友集凑，续转较大数目。顷已函托王毅侯兄将款送上，即烦我兄代汇陈汉君。寅恪兄在港，终非长久之计，弟亟拟接其来内地，正在设法中。”（《遗札》第908函）

　　陈寅恪一家最终逃离香港，救援的过程颇为复杂，其中傅斯年、朱家骅出力最大，显示出中研院作为政府部门的办事实力。但陈寅恪到桂林后却遇到全家筋疲力尽、自己病痛缠身无力再往前走到达四川史语所驻地李庄的困难。1942年6月下旬，陈寅恪请傅斯年帮忙在广西大学谋得教职。事后傅斯年在致叶企孙（中研院总干事）函中说：“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照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彼决后，再尽力效劳……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遗札》第955函）这是傅斯年第二次称誉陈寅恪为“读书种子”。从1923年翩翩留洋到1942年漂泊困顿于西南之际，历经二十年的人事变迁，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基本态度仍未改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乃叔平生敬仰的只有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少数几个人，看来是有根据的。回到“读书种子陈寅恪”这个话题，书种本人固然令后人高山仰止，那发现、呵护书种的人，也应位在伯仲之间啊。（作者单位：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