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扬

　　罗伯特·席勒对中国经济抱有浓厚兴趣，曾多次来中国访问。他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可以借助金融目标构建这一手段实现许多国家层面的目标。

　　金融民主化的进程与金融人性化的进程是同步的

　　文汇报：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您强调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服务于保护整个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目标”。然而在现实中，金融一方面帮助人们取得了诸多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则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这使人们不禁产生疑问，金融在社会良性发展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

　　罗伯特·席勒：金融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会导致危机的出现，我认为这并不表示金融创新本身不好。现代金融源自于强大的数量化和心理学理论，通过向个体众多的人群分散风险的方式弱化其对单一个体的冲击力。不幸的是，人们对金融知识的运用被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范围内，金融业长期以来都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职责，也就是对我们的基础资产、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住房以及我们发挥职业创造力的能力的保护。因此，就金融创新而言，并非过度，而是不足，我们应该鼓励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步伐，探讨如何改造它，使之更加民主化，防止其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的随机性。

　　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如果其运行脱轨，金融的力量将颠覆任何试图实现目标的努力，正如我们在次贷危机中看到的那样，但是如果它能正常运转，金融就能帮助我们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越深入，就越能明白金融创新的必要性。

　　同时，金融危机也提醒我们，需要恢复“金融是全社会财富的托管人”的理念。为了保证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并监管不同的从业者——首席执行官、交易员、会计、投资银行家、律师和慈善家，通过倡导他们的从业行为，进而影响金融创新。此外，还应当通过技术安排为公众的利益重塑金融业，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打破金融的精英权力结构，使金融民主化，并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

　　一个好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平等，人人相互尊重和欣赏，面对全球不断增长的人口及伴生而来的对生活富足的要求，金融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推动力。

　　文汇报：从世界范围看，金融体系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也使得财富更为集中在某些人群和阶层。而您一直在强调“一个社会的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如何理解金融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作用？

　　罗伯特·席勒：目前来看，金融体系创造了很多不平等，创造了财富集中的人群和阶层，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金融社会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已经通过新的技术，包括金融技术得到了极大提升，而且在未来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如果我们能把金融社会设计好的话，可以避免这一点。

　　社会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能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应该能带来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效果。例如保险就是一种可以降低不平等的方式,所以我认为金融民主化有可能会降低不平等程度，我这里说的“民主”并非指选举，而是指人们可以自己去掌控自己的活动。

　　金融的民主化应该能够预防社会上出现财富和权力随机分配的现象，而且实现形式就是一整套完善的金融合约。政府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定程度的作用，包括通过累进式税制引导财富再分配等。但是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只是扮演助手的角色，在金融体系中，人们生活的保障和动力并非来源于政府，而是来自于为自己设置的个性化金融方案。

　　文汇报：您提出新的金融秩序应当“把华尔街客户所享受的利益带给沃尔玛超市的顾客们”。怎样使金融大众化成为现实而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罗伯特·席勒：我所倡导的金融民主化包括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给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而可靠的信息只会来源于金融顾问、法律代表或者教育工作者。但是，目前人们经常遇到的是推销金融产品的人，而这些销售人员则没有动力把本应告诉民众的知识全盘托出。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让大众能够全面获取相关金融信息，从而保证民众是当代金融体系的参与者，而非各种金融机构推出的各种产品的受害者。

　　我们需要将原本集中在金融中心的各类业务扩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将金融覆盖的领域从资金资本延展到人力资本，使金融能够协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风险。同时，我们应该加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要求，这两门学科能够深入研究人性的局限，从而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使人无法做出理性且人性化的决策。

　　文汇报：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您着重研究金融参与主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这些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和惩罚机制，行为约束和相互制约，并由此揭示作为主体的“人”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和市场的结果。这一研究提供了哪些重要的启示？

　　罗伯特·席勒：金融民主化的进程与金融人性化的进程是同步的。而随着我们对人类心理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在设计金融体系、模型和预测时都要把这些新获得的知识考虑在内。最近几十年，行为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等学科发展起来，赋予我们了解人类思维和行动的方法，也为金融人性化目标奠定了基础。

　　金融制度及其相关立法就如同战争的规则一样，使人类进攻性行为造成的不必要伤害降低，并鼓励人们表现出更多类似于慈善的人性本能。我们应该把很多对未来的畅想都寄托于代表金融体系的各类制度的发展上，允许人们通过复杂且有激励作用的交易推进自己目标的体系、允许人类的攻击性和对权力的渴求有施展空间的体系，它必须是一个能够将无可避免的人类冲突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角斗场”里的体系，而其创造的“角斗场”从实质上讲必须是和平且有建设性的。

　　在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更需要记得经济体系的孱弱

　　文汇报：由次贷危机触发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中可以看到，真实的风险常常被掩盖。这些风险为什么没能在产生骨牌效应前被清晰揭示出来？有哪些办法能有效地揭示并预防风险？

　　罗伯特·席勒：如果问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们学到什么，那就是预防下一场危机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难得多。

　　实际上经济风险比我们任何人想象得都更大，因此不能把繁荣当作理所应当的现实。在科技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更需要记得经济体系的孱弱。我们应该为在较大范围内推出风险管理方案做好准备，为追逐可能造成巨大灾害的风险做好准备。

　　我认为创设宏观市场，也就是建设交易远期收入所有权或像我们的住房这样的不动产的市场，能使人们更容易辨识风险。经过适当设计的全球风险信息数据库，能帮助个人更好地调取详细的风险信息数据，也就能够起到揭示风险的作用。总有一天，会出现体量更大的行业，能不断提醒人们潜在的重大经济风险，当然，他们也能够提供管理这种风险的金融工具。

　　文汇报：您在《新金融秩序》中接续了《非理性繁荣》中未尽的话题，提出了一套以“保护各国财富为目的”的全新的风险管理基础架构。请问这一架构如何在保护人们免受系统性风险冲击方面发挥作用？

　　罗伯特·席勒：所谓的国家财富其实就是维持着千百亿世界民众基本生活的经济成就。

　　我在书中建议了一些我们能够实际执行的措施。以国家合作为例，让我们设想世界上存在国际性市场，专门交易大型宏观经济综合指数，如美国、日本、巴拉圭和新加坡的国家总产值，或交易世界主要城市的家庭住房价格指数，又或是交易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农场，投资组合的投资者们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在诸多此类市场中建立头寸。国际性人力资本市场也会出现，需求的从业者从医生到科学家、从演职人员到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