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党云峰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广受关注，而原著——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

　　小说《扶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梳理严歌苓的创作脉络，她的作品主要集中在边缘女性这个视角，探索她们的命运遭遇。作为转型之作，《陆犯焉识》把视角转向了男性知识分子，叙述严歌苓祖父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坚守。记者近日就影视改编、写作手法等问题采访了严歌苓。

　　影像：让人物从小说里走出来

　　记者：影像化了的感情对比小说的感情，您觉得哪一种更有优势，对读者来说想象的空间更大？

　　严歌苓：这就要看你是读者还是影迷了。读者可能觉得电影不能让他感到像书这么丰厚、立体，其实小说有一半的工作是给读者的，要读者帮助作者来建构人物，这种快感是一种劳动的快感、动脑子的快感，但是观影会被动一些。

　　记者：其实电影《归来》非常温暖，您的原著是希望表达爱情还是一种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

　　严歌苓：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祖父。对我祖父的记忆都是那种碎片式的，我需要用我的虚构能力，想象出我的祖父。整部小说写完后，我发现对自由还是蛮在乎的，并改写了小说的开头。我去了一次青海，就听当地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黄羊都已经跑印度去了。”很不在意的一句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感觉，于是有了现在的开头：一大群人来开垦，把黄羊的自由给剥夺了。

　　记者：您怎么看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是不是演出了那一代人的感觉？

　　严歌苓：陈道明从气质上本身不用演，就已经很接近我的祖父。他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可以不费劲地找到那个感觉。我祖父留下了一些老照片，也戴着眼镜，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让你产生距离的感觉，这种距离是你不会打破也不让你打破的。冯婉喻（电影字幕为“冯婉瑜”）是一个水乡女子，上海书香人家娇小单薄的那种女人，我在小说里面描写她是很白皙，有半透明的那种感觉。巩俐整个表演让我深信她就是冯婉喻。

　　叙事：个人史汇成大历史

　　记者：您创作过一系列文学作品，《陆犯焉识》在您的创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本书作为转型之作，体现在什么地方？

　　严歌苓：转型指的是我一向写的主角都是女性吧，这次则以男性为主人公。

　　记者：电影拍摄只截取了小说的最后几十页，这是让您最吃惊的一次改编吗？

　　严歌苓：张艺谋在短短100分钟里，把小说的主题——一对男女历经浩劫发现彼此相爱，即男女主人公相互寻找，变成了一个寓言，我很佩服张艺谋导演。这个故事用一种人类共通的情感呈现方式，已经打破了年龄、时代和种族的界限。

　　记者：写这种大历史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吗？

　　严歌苓：我的想法是用中国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小人物、精英分子等的个人史来写我们的大历史。给他们每个人编一个个人的编年史，实际上把这个大历史就写出来了，这是很有意思的写作过程。

　　记者：上了年纪的人会跟主人公有一些交集，对于“80后”“90后”观众，您希望带给他们什么？

　　严歌苓：我倒真还没有想到。我觉得作家都是很自我的，我写作是因为自己一定要写，我心里很少有预期。

　　记者：有些专家拿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进行比较……

　　严歌苓：好莱坞写的英雄身上都有非英雄的部分，通过塑造一个非英雄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真英雄。

　　等待：唤醒对苦难的记忆

　　记者：本书的叙事充满苦难，您希望这个作品起到什么作用？

　　严歌苓：什么作用我没有想到过，我只觉得民族不应该失忆，很多不快乐的记忆是会让我们、让我们这个民族成长的。弗洛伊德说，人记忆的选择性是有助于他身心健康的，因为心理有一种防御、保护意识。我们民族有太多令人不快的苦难记忆，一些年轻人现在不是有意识地选择失忆，而是主动失忆，有意识地不听这样的故事。

　　记者：电影和小说中，女主人公冯婉喻失忆了，您觉得需要唤醒的，除了冯婉喻还有别的什么人和事吗？她等待的是陆焉识这个人吗？

　　严歌苓：她的这种等待已经升华了，是一种形而上的等待。实际上陆焉识已经回不到冯婉喻的身边，因为陆焉识不是原来的陆焉识了，而且陆焉识也等不回原来那个冯婉喻了。

　　我觉得陆焉识悲伤的时候是他年轻的时候，在生活中磨砺了那么长时间后，他后来是不应该悲伤的。如果自己能够选择流放地去自我放逐的话，他一定不是悲伤的人，他能够从悲伤里面穿过去。一个人经历了所有的苦难以后，会产生一种不计较的态度，或者说他已经走出了苦难，给了苦难一种解释、一种了断。

　　记者：您现在在写什么题材的作品呢？

　　严歌苓：我是大作品插着小作品写，写《陆犯焉识》这样一部书很累，删掉10万字之后，成书30万字。我喜欢自由，但对自己的自由要有所把控，比如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是不开电话的，这段自由我就锁定了，思考、读书、写作。

　　记者：电影《金陵十三钗》您打了90多分，电影《归来》您打多少分？

　　严歌苓：我打9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