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时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那么，应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如何体现？传统文化具有哪些独特内容？应如何看待它的现代价值？本刊记者特邀钱逊先生谈谈他的理解。

　　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

　　问：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

　　答：经常听到有人讲：用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以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滋养，还在于它是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是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不能离开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们要以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为基础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关于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什么基础上继续往前走的问题。100多年来，对中西文化关系有过颇多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我们的文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整体上在几千年传统文化基础上往前走，还是要另辟新路的问题。要从整体上研究传统文化，找到民族精神中最核心的精神和价值追求，这些是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

　　问：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具有怎样的态度？

　　答：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升华，不断更新。文化其实就像一棵大树，可能会受到灾害需要治疗，可能营养不足需要施肥，但不可能把这棵树砍了再换另外一棵树，它总要在自己的根上发展。台湾阿里山有一棵“三代树”，第一代树完全枯死了，在它的根上长出了第二代，后来第二代也枯死了，又长出第三代，不管如何，这棵树始终在它原有的老根上成长。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总是需要在原有根本上，或者说在自己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发展。

　　传统文化的独特认识

　　问：传统文化具有哪些最基本的独特表现？

　　答：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思考到五方面，前两方面主要是从做人的角度、传统文化对人的本质认识角度来谈。

　　第一个方面，叫“义”，或者叫“崇德”。中国人历来重视精神层面的建设。人的生活有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分，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历来是强调做人要把“义”、对精神的要求放在首位，强调修身。这是人生的一个根本问题。现在常听人说当下道德滑坡、价值混乱，其实就是涉及这一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把“利”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义”、对精神的要求放在第一位——传统文化就是要把义、对精神的要求放在第一位。

　　第二个方面，叫“群”，或者叫“公”、“乐群”。这也是人生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人是具有社会性的，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这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要放在群体之间，把自己作为群体的一分子来考虑。当时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有些隐者就劝孔子的弟子何必跟着孔子，何不随自己去隐居？孔子回答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人不能跟禽兽在一起，我不与人类同处，还能与谁同处，这就是说明，个人不能离开群体，同时也说明个人对群体是担有责任的。《论语》中曾子说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是说的这一点。

　　以上两方面是非常根本的问题，没有这两方面，就中国古人来讲，你就不能称其为人。人之所以为人，人不同于禽兽就在于这两点。从这个角度而言，“义”和“群”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精神。

　　问：“义”和“群”之间应保持怎样的关系？

　　答：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如果只追求利益，必然不会顾虑群体；如果热心于群体，热心于为社会、为大家服务，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把“义”放在第一位的表现。这两者合在一起的表现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必要的时候甚至能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最后“死而后已”。这最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君子人格与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义”与“群”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国古今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从井冈山精神到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再一直到抗震精神等，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特色，但仔细想想，都离不开“义”和“群”。如果没有这两点传统精神，有成就的科学家怎会坚持到一个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地方长期科研？2008年汶川抗震的精神，很多人强调是对生命的珍惜。那仅仅是对生命的珍惜吗？恰恰在汶川抗震中，对生命的珍惜问题上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两种对立的价值观：一方面，很多教师为保护学生，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把教师的责任看得重于生命，可以说是践行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另一方面，也有“范跑跑”临阵脱逃的例子。他认为生命是最宝贵的，危险时候逃命是无可指责的事情。这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如果在抗震中人们都临阵脱逃，还能有抗震的胜利吗？可见，传统价值观和近现代的革命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近现代的革命精神是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一个体现，传统文化随时代发展也不断有着新内容。

　　传统文化还有第三点，应该是“和”，以和为贵。“和”的观念是基于对整个宇宙及其一切事物的认识。整个宇宙及其一切事物，都是在“和”的基础上建立，并存在于“和”的状态之中的，是“和而不同”。“同”是单一的因素存在，或者单一的因素相加；“和”是不同因素、不同成分共处在一起，按照一定关系组合的稳定、和谐的存在。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古人就提出这一观点，比如晏婴讲做汤的哲学：在家里做个汤，需具备鱼、肉、盐、酱、醋等，有主料也有作料，把这些调和在一起，再加以适量的水与适度的火候，最后就会做出很美味的汤，这就是“和”。什么是“同”？就是你烧一锅水，干了再兑水，不断兑水，最后还是水，所以晏婴说，“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因此，以和为贵就是建立在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基础上的，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

　　为什么在这么广阔的地域、这么多的人口情况下成立的统一大国，能够维持2000多年？中国整个传统文化都是在和而不同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包括后来中原文化和周围夷狄文化不断融合，甚至佛教被中国化，整个民族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通过和而不同，传统文化不断丰富自身，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讲中国人坚持和平的道路，都能找寻到我们的传统。明代郑和下西洋，当时那么庞大的船队，出使各国只是做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没有占领一寸土地；陆地上我们也通过丝绸之路到达欧洲，所做的也都是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互通往来。历史上爱好和平的观念，影响着我们整个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核心理念，现在说和谐社会也好，和谐世界也好，还是继承这一传统的。

　　传统文化的特色实践

　　问：如何将这些价值与精神投入实践中？

　　答：这就是我要讲的第四个方面，叫“礼”。中国人讲礼。前面所讲的一切价值和精神都是抽象的，得落实到日常言行中，这必须得有规范。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规矩就做不成事情。前面所讲三点要落实到行动中，在中国就是要靠礼的规范。这也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人主要靠“法”。

　　“法”是由上而下制定，主要特点是依靠强力的约束，犯法就有法来罚。“礼”是靠每个人的自觉，也在于社会风气以及舆论导引，基本是自律的形式。违背了“礼”，不是受到外在惩罚，而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受到社会习俗的约束。这一点，在古代是非常突出的。孔子当时就讲，仁是什么？“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得按照“礼”去做，而“仁”就具体体现在“礼”的规矩上。

　　“礼”在古代具有一个很庞大的、包罗万象的、涵盖整个社会的体系，大至社会制度，小至社会习俗。其实“礼”反映了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关系理顺了，社会才能稳定。很多东西不是光靠“法”就能够解决的，现在我们出国旅游多被反映行为举止不文明，这也是缺乏“礼”的一种表现，不懂得遵守怎样一种行为规范。当然现代社会光靠“礼”不够，最基本的还是要依法治国。

　　问：您所思考的第五方面内容指什么？

　　答：第五个方面，叫“耻”。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论语》中孔子弟子问孔子，怎样才能作为一个士？孔子第一句话就是，“行己有耻”，即做事要有羞耻心，要有底线，要知道有所不为。从个人修养上来讲，这是非常基本的一点。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圣人之道是什么？他概括了八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就是说，要博学于文，好好学经典；落实到自己行为修养上，就是行己有耻。管子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思想的一个特点。

　　有一个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报告上说，中国人道德比较低下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不信仰上帝与宗教，因为不受上帝与宗教的约束，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暂且不论这一报告是否对中国人怀有偏见，单从文化角度来讲，其实反映了这些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知，同时也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西方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靠上帝来约束，并在这种信仰基础上建立它的道德。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但不是没有自我约束。中国人自己的约束在哪儿？就在“行己有耻”上，有了羞耻心，就会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一旦做了就会丧失做人的资格。中国人讲究凭良心办事，这种自我约束能力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靠外在的力量。2000多年以前，中国就已形成这样一种精神，完全遵从道德的自律。且看《左传》上所载“季札挂剑”的故事：延陵季札出使晋国，路过徐国，发现徐国国君很喜欢他的佩剑。他想，出使回来后一定送他。但等他回来时徐国国君已死，于是他解下佩剑挂在徐君墓前。他说，我在内心已许给徐国国君，现在怎能因为他已死而违背自己的心呢。这种自我约束完全出自于内心及道德的自律，没有什么上帝或法律约束。

　　这五点，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了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从对人的本质认识、对世界的认识，到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基础，应该是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完全一致的，重要的是要把传统文化赋以新的内容。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容，顾炎武讲的时候是明末清初，现在就要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就要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像“礼”，现在讲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礼”和“法”要相互结合起来，这些东西将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与整个时代大局、社会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要建设与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指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发展；要弘扬与传承传统文化，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来对传统文化做出新解释，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两回事，更不是对立的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