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归纳了三条同情心定理：

　　人设身处地想到的不是那些比我们更幸福而是更痛苦的人；在他人痛苦中，我们所同情的只是那些我们认为也难免要遭受的痛苦；我们对于他人痛苦的同情程度，不决定于痛苦的数量，而决定于我们为那遭受痛苦的人所设想的感觉。

　　这三点很精彩，但卢梭没有顾及到性别与同情心也有关系。比如，你能给怜香惜玉这个词从性别角度找个反义词吗？不是把怜、惜换成憎、恨，而是把香、玉换成指代男人的词儿。再说切题一点，那么多人走进女人内心去写宫女怨，你何尝见过一个人写过半句宦官词怨？宫女与宦官，乃宫中两大尤物，而人性之被摧残，宦官重于宫女。从摧残的绝对值上讲，宦官比宫女更值得同情。宫女尚可“殷勤谢红叶，好到去人间”，红叶题诗，袍中藏情，宦官则是彻底失却了憧憬美好的生理本钱。“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宦官兀自失去了大欲一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宦官又占最大的不孝。中国古代爱用“岂无后乎”斥责恶人，用“为万世开太平”鼓动起崇高的献身冲动，宦官则不但无后，连可能也没有了；甭说万世，连二世也没有了。如果说人无精神支撑便难立天地间，那么宦官除了连阿猫阿狗都有的一点奴性尚存以外，怕早已万念俱灰了。这是多么刻骨铭心的悲哀啊！

　　然而在男性社会里，这一点似乎被所有男性忽略了，忽略得以至于给人一种印象，天下男人都阉完，留他自个才称心。不宁唯是，宦官还被加许多蔑称，宦竖、阉人、阉竖等等，人格被大泼污水，甚至连太史公司马迁那样拔尘之士都未能免俗。他在悲歌慷慨的《报任安书》里不是说过“夫以中才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他还说，宫刑辱没家身，连死刑都不如，世人谁愿与宦官比肩同列稍有瓜葛呢？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人格之被打入另册，莫宦官为甚。

　　可能是这么一种肉体和心灵都被摧残为畸形的动物——古代中国是把男人不能行床笫之事叫做“不得为人”的，在畸形的社会里却好像近水的楼台，向阳的花木，拥有最容易成气候的环境。他是宫里宫外两个世界联系的纽带。宫内是女人的世界，宫外是整个官僚机器的男人世界。男人与女人是不能直接相通的，而宫中那个唯一纯正的男人又不得随便走进宫外那个男人世界，事实上又必须把内外联系起来。过渡带需要过渡性的人，这重任就自然落在非男非女的宦官身上，于是纵横全国的千里万里驿道上飞马传递的公文律令诏诰，都要经过那“圣上有旨”的公鸭嗓。倘若碰上宫中那位男士刚得新欢，正苦春宵短，那么飞马传递的那些玩意有多少真、多少假、多少出自“圣上”本心、多少出自新宠、还有多少在公鸭嗓里中途变卦，就殊非易量了。一个生理上社会上都“不得为人”的人，却在实际上拥有代“圣上”宣言的权力，这国家岂有不岌岌乎殆哉之理。人是在心理平衡中生活的，通常，社会怎样待他，他便怎样回报社会。宦官，一个无后、不孝、大欲被剥夺一半的人，心灵决不会超前开化到把他人的后当成自己所属的类的延续，从而“幼及人之幼”。康熙皇帝曾说过：“自古宦官少良善。”他怎么可能良善呢？他怎么能良善得下去呢？他心灵当在颤抖中发誓：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兰桂俱折，让玉石俱焚，让世界早一点“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好一切开始吧。赵高、魏忠贤之流俱往矣，死无对证。倘泉下有知，敢问二位公公，是不是当初确曾不止一次如此暗祷诅咒？

　　无权不被当成人，有权便成为恶魔，这就是宦官的记录。当初，弗洛伊德由病人得窥常人的精神世界。倘从宦官入手，我们也可参悟常人的心理隐秘的一角，步趋卢梭，参比宦官，也为人类的责任心归纳如下。一个人责任心强弱通常取决于他与社会功利联系的多少——宦官与社会的功利联系根上斩断了，所以他为非作歹也就不再投鼠忌器；很多宦官没有一个好下场，这都是因为虽握权柄却没有负相应责任的缘故。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