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和宗教学学会共同举办“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呼唤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构建价值观制高点

　　杨俊一（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要充分发挥作用，就需要进行价值治理。所谓价值治理就是对“价值失范”进行治理。不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去，文化强国梦就会由于“价值赤字”难以实现。价值治理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价值问题、化解价值矛盾、调解价值冲突和提升价值信任。其中提升价值信任最为重要。价值失范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形成“破窗效应”；而且会瓦解社会已经形成的主流信任体系，出现所谓“塔西佗陷阱”。价值治理的目标，是形成好人有好报，恩将德报的正面效应。依法治理是价值治理的基本前提，要政府、社会、家庭多元共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互结合。价值治理有利于避免价值观念碎片化，形成社会秩序的良性循环。价值治理会进一步增强社会信任，只有建立起社会信任才能降低社会成本，才能有良好的行为预期与合作，真正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崔宜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文化强国包含强大的文化产业、高素质的国民、得到广泛而高度认同的价值观念等三个层次。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是否强大，其直接指标是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但更为重要的是其文化产品包含着能够为世界所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国民素质问题既要从国内背景去理解，更应从国际背景去理解，坚决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人本身的发展。文化强国在根本上是生产能够为世界各个国家、民族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建构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制高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建设一个和谐世界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前者要求我们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后者要求我们以建构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制高点为中心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

　　增强文化的传播力

　　章仁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文化强国”的标志是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实力是由文化传统、文化事业（如科教文体）、文化产业、文化传播（如舆论、媒体）等构成。“文化实力”中“文化传播力”是其关键，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也就是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体”与“魂”。承载精神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形态是其“体”，所传播的精神价值体系是其“魂”。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与承认，就要研究如何在反对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的同时，而又不放弃属于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精神价值。这也是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破解“价值观外交”围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争取话语权，赢得主动权的关键。这在根本上涉及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同与异、“一”与“多”的哲学反思。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于人类的古老智慧，但时值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己所欲者”，也不要“强施与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认同”。文化的“竞争力”最终将是一种促进人类文化进步发展的竞合力。而爱好和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强国”建设，将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做出自己有力的贡献。

　　驾驭和扬弃现代性

　　吴新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伦理自觉是文化强国的前提。没有伦理自觉，文化就会失魂落魄，国家和民族就没有精、气、神。近100年前，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认为伦理的觉悟是中国人所要完成的最后的觉悟。经过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中国人有重提伦理觉悟的必要。在当代中国，有两种伦理：一种是现代性的伦理，即发展现代性所需要的、或者为现代性架构所决定的伦理，也就是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现代科技、多元文化、全球生态作辩护、作论证的伦理；还有一种是驾驭现代性的伦理，即对现代性进行利用、节制、扬弃和超越的伦理。西方伦理精神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现代性伦理的丰富资源，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为我们提供了驾驭现代性的文化底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对现代性伦理“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灵活姿态。

　　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决定了两种伦理的现实意义。走一条自己的路，要求中国人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驾驭和扬弃现代性。两种伦理的相生相摩、相互激荡，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伦理建设的主题。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结合起来，融化西方的现代性伦理，是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旧邦新命”，也是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民族”当仁不让的文明使命。

　　张志宏（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文化强国最主要的是要有文化自信。当前很多学人对传统文化持怀疑态度，言必称西方，有的几乎沦为“文化买办”。对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首先要寻求全面理解，然后才能产生认同也才能自信。在当前建设文化强国的形势下，对中国传统进行辩证地总结，积极地继承和发扬尤为重要。

　　向新文明类型转型

　　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会赶超美国。我们面临着庞大的物质力量，统治和控制巨大物质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得不到控制的物质力量非常可怕。但能够统治物质力量的只有精神和文化。举两例，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不留下一点文明痕迹。但当蒙古人接受了藏传佛教之后，他们的大篷车变成了流动的图书馆，蒙古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另一个例子是当罗马衰落之后，野蛮的日耳曼人到处烧杀抢掠，但等他们走到罗马废墟面前的时候，按照海涅美文学的说法，他们被圣母玛利亚迷人的微笑征服了，他们接受了基督教，成了基督徒。这就是文化和精神的力量对巨大物质力量的控制。这件事情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讲尤为重要。在我们快速发展当中，已经非常临近现代文明的限度，一个是自然的限度，一个是社会生活的限度。例如生态破坏、食品安全、道德失范等问题就是其集中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猜测是必须向一种新文明类型转型。因此，我们精神和文化的建设，其定向既不可能在我们的传统中，也不可能在所谓现代西方类型当中，应该是新文明类型。在这个转变中，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