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应该归功于中国历届领导人充分汲取了“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

　　■坚持持续不断地反腐败，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我国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建立一个致力于反腐败的有效政府需要下大力气，花大精力。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两会期间，反腐败再一次成为广大民众关注的话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一年来，国内先后有多位高官落马，地方也有众多腐败官员被查处。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团队领衔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教授,从提升政府效率角度对反腐败进行解读。

　　反腐败事关政府效率和党的执政能力

　　记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您也曾提出“坚持不懈地反腐是提升政府效率的关键”，那么，您可否阐释一下原因？

　　唐任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要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努力取得让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他还告诫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为此，新一届党中央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例，一大批腐败分子被揭露和受到法律的严惩。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前腐后继”的案例层出不穷，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腐败的存在，直接威胁到政府效率和党的执政能力。有鉴于此，我领衔的政府效率研究团队，选择“腐败对政府效率的侵蚀”这个主题，推出了“2013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提出了“坚持不懈反腐是提升政府效率的关键”的观点。

　　腐败破坏社会公平并导致社会道德滑坡

　　记者：腐败有哪些危害，特别是给我们的社会和民众带来哪些危害？

　　唐任伍：腐败的危害可以说是罄竹难书。腐败是人民群众的公敌，腐败分子是干部队伍的害群之马，是国家肌体的吸血鬼和寄生虫。腐败盛行，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产生严重的危害和侵蚀。经济上的影响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抑制经济增长；政治上的影响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化，致使政权软化，危及政治稳定；社会影响导致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遭到破坏，社会思想混乱，整体道德滑坡，法制缺失，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腐败分子利用公权力巧取豪夺，轻则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毒化社会风气，重则亡党亡国。苏联从勃列日涅夫开始，逐渐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他们想方设法将国家财富化公为私，腐败之风弥漫着整个社会，人民生活困苦，老百姓对腐败深恶痛绝，苏联为此付出政权改旗易帜、国家版图解体的惨痛代价。2011年中东剧变也是当权者日益腐败变质造成的，腐败分子日益站到广大人民的对立面，裙带资本主义盛行，老百姓怨声载道，不少统治国家几十年的强人政权，像纸房子一样轰然解体。毫不夸张地说，腐败蔓延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祸端。

　　新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应该归功于中国历届领导人充分汲取了“腐败亡国”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曾将上台执政比作“进京赶考”，并专门列举了明末李自成南征北战18年、进京只坐18天皇帝的教训，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此后中国几代领导人均重视反腐倡廉，反复强调腐败蔓延会亡党亡国。这种忧患意识，以及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不贷，才使中国发展虽然饱经坎坷，却始终向前向上。

　　腐败不仅直接危及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同样危及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个国家一旦腐败盛行，就会造成寻租现象猖獗，社会风气败坏，政府效率低下，大量的公共财政被腐败分子贪占，老百姓办事艰难，人心浮散，经济停滞，物价飞涨，两极分化严重，普通人失业严重，生活艰难。可以说，任凭腐败蔓延的话，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广大普通老百姓。

　　记者：腐败对政府治理会带来哪些影响？

　　唐任伍：腐败是政治癌症，导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腐败最重要的特征是将公共资源化为己有，直接减少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因此，腐败对政府治理带来的影响巨大。腐败使政府公务人员人心涣散，道德低下，纵情于追求个人私利，贪恋于声色犬马，无心正常的职位工作，办事马虎，行事拖拉，该办的事拖着不办，该干的事顶着不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缺失，削弱政策执行力，降低政府运行效率，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因此，坚持持续不断地反腐败，有利于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效率，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

　　廉政建设使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大有提高

　　记者：您领导的团队对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发布了《2013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根据报告，您觉得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呈现出哪些特点？

　　唐任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反腐败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同时，中央政府坚决、果断地进行以简政放权为特点的行政体制改革，短短一年时间里取消了各种行政审批1000多项，大大提升了政府效率。从总体上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办事效率、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大幅度提高，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大幅回升。这是可喜的现象。

　　我们团队连续追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变化，通过客观数据的测度，发现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呈现出下列几个特点：一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和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各省级地方政府的政府效率总体上大有提高，标准化值逐年上升。二是省级地方政府效率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一点不难理解，政府效率是政府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对比，经济发展水平高、条件好的省市区，有更多更充裕的资源投入和配置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而政府效率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就更强。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三是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呈现出阶梯形分布状态，政府效率排名由高到低，大致呈现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阶梯形分布趋势。四是在阶梯形分布总体趋势下，部分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呈现出与其所在区域总体水平不一致的情况，表明有些省级地方政府采取错位发展取得成效，而另一些省级地方政府则落后于所在区域，表明这些省级地方政府在提升效率方面需要加大改进力度。

　　记者：为此，治理腐败应该坚持哪些价值取向？

　　唐任伍：鉴于我国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下一步在治理腐败上需要坚持下列价值取向：一是要加快制度建设，真正从腐败的源头上治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阳光化、透明化；二是加大腐败成本，形成腐败分子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在整个社会树立廉洁的风气；三是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纪委、监察、媒体、舆论、社会公众多元结合，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四是在全社会弘扬正气，弘扬主流价值观，不让腐败文化有半点存身之地。

　　反腐败应吸收国外经验并发展协商式民主

　　记者：国外治理腐败与提升政府效率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唐任伍：国外在治理腐败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民主化建设。除此以外，不同的国家还有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做法，诸如新加坡的高压反腐、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反腐、一些地方的廉政公署建设、欧洲国家的舆论反腐及社会监督等做法，都值得我国借鉴。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我们应该在吸收国外有益经验的同时，大力发展协商式民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之路。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致力于防止腐败的有效政府？

　　唐任伍：我国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建立一个致力于反腐败的有效政府需要下大力气，花大精力。我个人认为，可以在以下面几个方面做文章：一是软硬兼施，既加大教育力度，又加大惩治力度；二是标本兼治，既加快制度建设，又加快查处腐败的力度，以治标来为治本赢得时间；三是控防兼顾，既防患于未然，又通过措施、手段控制腐败的发生；四是上下同力，党和政府表明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舆论形成对腐败的压力，老百姓参与到反腐败的斗争中来，上下同心戮力，让腐败无处藏身；五是“人机”接力，既通过健全的反腐败组织机构建设，依靠人工查找腐败线索，同时又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侦察手段，对腐败布下天罗地网。通过这些措施，提升政府反腐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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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腐败案件呈现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2014年《法治蓝皮书》指出，根据中纪委公开的2013年查处的案件情况，当前腐败案件呈现如下特点和规律：第一，“59岁现象”依然显著。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其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第二，文化程度呈高学历化倾向。被查处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的占29.3%，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48.8%，另有22%的人学历不详。腐败分子的高智商化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更大，表明思想觉悟与学历无正比关系，提升公职人员廉洁程度不仅要靠思想教育，还要靠刚性的制度，才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第三，党政机关仍是重灾区，但其他领域呈蔓延之势。从2013年查处的腐败公职人员所属的单位情况看，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所占比例仍然较高，但正在向其他领域蔓延，特别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中涉案人员比例不低，建议有关部门适时调整预防与查处腐败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强了反腐败制度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相关文件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规范公务接待、规范领导干部兼职等做了细化规定，并出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等文件，指导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制度建设。

　　今后人事选拔任用将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因此，反腐败斗争需要研究进一步创新干部任免制度，加大对干部任免的监督，力求避免“金钱政治”“秘书政治”“裙带政治”的危害，尤其要防止这些因素影响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铲除滋生“窝案”“大案”的土壤，实现政廉风清的目的。此外，反腐败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司法、国企、医疗、教育、科研、公用事业单位等领域的反腐败工作还存在漏洞，需要更深入地推进。（刘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