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的责任在于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即使面对沉默和争议，也要在内心倔强地寻找信仰的力量和智慧。

　　■杨永纯

　　改革天然地蕴含了探索，人们探索禁区，从而突破禁区，便是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呼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甚至饱含期待地将这种破局的勇气回溯到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的伟大创举。

　　这让笔者想起今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深情回忆了1978年到滁州调查研究的往事。总书记谈到我国农村改革的关键人物王郁昭时，表示对当时滁州的人和事记忆犹新，“我有笔记，还能翻出来”，并意蕴深远地请安徽代表“向父老乡亲们转达问候，我对滁州很有感情”。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1993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安徽考察时总结道：“安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成功，这一历史性贡献,是安徽人民的功劳，是安徽人民的骄傲，也说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创造的智慧。”

　　从人民的福祉出发，安徽农村改革的创举意义无论怎样大书特书都不为过。那么，作为滁州当时的“主官”，王郁昭同志经历了怎样的智慧和勇气的考验呢？201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王郁昭同志的《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这是老人在84岁高龄时，用铅笔一字一字写下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史料记录。从书中的内容我们可以明白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滁州的特别惦记，蕴含了更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是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干部在改革创举之地记下的特殊“笔记”，更是新时期最高领导人在青年时期亲身站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大潮之滩头阵地，对改革智慧和勇气的特殊体验。

　　今天，即使中学的政治教学也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定位在安徽滁州小岗村“包产到户”这一创举上。而肯定小岗村的大包干并顶住压力在整个滁县（后改为滁州）推广、最后又力争“为大包干报户口的人”，正是时任中共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同志。正是这一“报户口”最终开启了让全国亿万农民摆脱绝对贫困的契机。在今天看似平常的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上在当时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斗争。1979年初，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对滁县联产计酬包干到组的做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核心媒体在头版头条进行了严厉批判。由于当时中央文件态度并不明确，直到1980年初，对安徽省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争议甚至延伸到意识形态和宪法领域，这事实上已经涉及改革乃至当事人的命运问题。但王郁昭同志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不仅顶住压力，更是开始设想让这一深受农民欢迎的改革创举合法化。1980年在安徽省委农村工作会上，王郁昭作了《顺应民心积极引导》的关键讲话，呼吁“党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切实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就是让农民穿上了‘合脚鞋’，因而中国的农民才能跨大步。我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历经8天会议争论后，万里在大会总结时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搞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使农民富起来。

　　王郁昭同志曾在其北京万寿路的家中，因我主持的课题以及调研项目对我说：“大包干到户虽然上了户口，但还是地方户口，老百姓吃饭是天大的事，包产到户的户口不能只在安徽。要让全国百姓吃饭、脱贫……”出于让我明白坚持的勇气所在，他陈述了所经历的撼人心魄的斗争，却对自己作为历史关键节点的作用轻轻带过，彷佛述说平淡的邻家往事。事实上，在万里同志1980年2月调离安徽后，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使得王郁昭所处的环境一度更加恶化，但他坚持站在那里不愿退缩。

　　2004年到2012年，从笔者的学生时代调研“民族地区青年结构分层”起，到工作后主持共青团的青年政策调研，以及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地区农村和青年中的认同调研，8年多我和调研课题组行走过西藏、新疆北疆和南疆以及四川西部共计79个县、1800多个行政村。去年在笔者撰写《全球视野和政治道德中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之际，全国知识界正普遍讨论一项法治领域的关键问题，笔者又承担了该重大研究项目。岁逢惶恐，王郁昭老人以自己的经历勉励我说，做老百姓的事情内心要有“逼迫自己的信仰”。作为有着类似农村经历的研究人员，我常想，像王郁昭老人这样敢为民众争利益的改革先行者，是因为他们相信，幸福源于勇气和智慧，勇气和智慧源于信仰，他们确信真正有信仰的勇气和智慧是发现真理和践行改革的内心凭借。

　　依我的理解，改革的智慧与勇气至少包含两个涵义：一是从个人来看，改革者在新时期必须有担当的使命，因为人类常常有着精巧复杂的交流方式，却无端制造出不可思议的矛盾，并演绎出诸多待破解的乱象，而改革者的责任在于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即使面对沉默和争议，也要在内心倔强地寻找信仰的力量和智慧。二是从国家出发对脚下土地的忠实守护和公众利益的无畏承担。科学的发展不能靠退缩恐惧与趔趄不前来维系，停滞发展和不试错的沉默，才会真正威胁到稳定和秩序。理性的改革力量通过真实的信仰才能产生，而唯有这种力量，方能打破制度的禁区和利益的藩篱，最终使国家有了发展的气魄和前行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重大专项课题“审查制度与宪法实施问题研究”首席专家、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