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凝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共识、汇聚推进改革发展能量，7月23日，由省社科联主办，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协办的“全面深化改革，增创发展优势”理论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刘志彪、张二震、沈坤荣、童星等10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刘志彪认为，中国的改革可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一是“纵向改革”，二是“横向改革”。前者指政府内部的改革，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省政府到市政府，主要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后者就是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家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间的关系等。其中难点是横向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放松管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培育能够代替政府资源配置功能的各个社会组织、行业组织、市场组织，培育各种横向的组织和机制。

　　在东南大学法学院汪进元教授看来，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到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问题。具体表现为：从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分权、从专家治理走向公民治理、从命令服从走向上下协商、从重规则管理走向重绩效管理等。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确立可市场化的范围和标准，防止权力旁落和国有资产流失；建立开放透明的市场竞争制度，杜绝暗箱操作；形成政府、行业组织和消费者联动与互动的监控体系，减少腐败现象发生。

　　对地方政府而言，必须尽快从竞争性地方政府转为公共事务管理者角色。扬州大学经济学秦兴方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政府扮演的竞争性角色，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机制扭曲、地方政府债务持续扩大、产能过剩、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腐败现象频发等。所以，要通过改革财税体制、创新政府绩效评价考核与晋升制度、推进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等途径，促进地方政府角色的回归。

　　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支持江苏“两个率先”

　　南京大学商学院张二震教授认为，面对世情、国情、省情变化，江苏应积极探索，围绕企业国际化、城市国际化和人才国际化的主要目标，积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推进我省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构建江苏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沈坤荣看来，民营经济是江苏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微观基础作用：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在量的增加上做文章；二是倡导民营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质的提升上下功夫；三是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四是加快国际化步伐。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陶士贵教授认为，不管在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都缺乏能满足创新型经济发展需求的科技融资工具。为此，一是要大力发展支持创新经济发展的直接融资创新工具，包括多阶段股权投资、可转换债券、担保换期权、风险租赁、创投信托、天使投资、中小企业集合债和中小企业集合信托债权基金、知识证券化；二是要大力发展间接融资创新工具，包括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订单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动产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与保理融资、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三是要大力发展科技保险创新服务。

　　走出农民市民化困境，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王兴平教授提出了“城镇化水平超50%、人均GDP超6000美元”的新型城市化临界标准。基于新型城市化的新要求，他总结了几点江苏区域发展格局优化策略建议：联动区域、统筹城乡；强化中心、培育中轴；优化沿江、壮大沿海；提升沿湖、扩展沿沪；整合苏南、振兴陇海。

　　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陈学法教授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市民化或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困境有二：一是如何将粘附在户籍上面的福利功能剥离出来？二是如何将粘附在土地上的保障功能剥离出来？要走出这两大困境，一是通过政府土地财政解决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二是要修改现行的土地法律，允许农民进城转为市民后放弃土地耕种但可不放弃土地权益。为此，他建议在长三角率先试行让农民宅基地指标随人口流动而流动的改革，通过建立宅基地指标库，把增加城市建设用地量与增加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并允许农民用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

　　运用制度建设，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邹农俭表示，现代化社会需要相应的现代社会结构支撑，然而目前结构性问题已经呈现出来，主要是由于社会要素搭配的错位而造成的，特别是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不匹配。所以，要适时进行社会体制变革，一方面提高城镇化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童星教授认为，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亟待将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经验教训的积累又有利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管理普遍采用的是科层制组织结构，科层制的缺陷在社会领域暴露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与治理相适应的则是网络型组织结构，各地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普遍采用了“网格化管理、网络化服务”，就是例证。官民平等互信、网络协商民主、信息公开共享，这些就是从科层制管理走向网络型治理的三个要件。 本报记者 颜云霞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