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中国的事情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是中国从自身历史中得到的深刻领悟。

　　近代以来，急于救国的中国人尝试了各种主义和思潮，却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最终，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启振兴中华的征程。

　　改革开放前夕，刚刚从“文革”十年动乱中走出的中国百废待兴。一个依旧吃不饱饭的落后大国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确道路，成为摆在当时所有中国人面前的时代命题。

　　苦苦求索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指望完全依靠别人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梦想，没有去拄着别人的拐棍走路。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经过不懈探索和大胆实践，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作用，以改善老百姓生活为政府首要目标，渐进实施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基于国情世情、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带来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实现人民福祉，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进拓展这条道路，必将引领中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六）

　　如果以西方国家近几年走过的“动荡岁月”作为参照系，中国的稳步前行就更显珍贵。

　　本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家法利德·扎卡利亚热衷于向读者宣告，美国享有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见过的“全方位单极地位”优势。仅仅十年之后，他就将视线转向“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其余国家的崛起”。促成扎卡利亚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不只是“其余国家的崛起”，也源于西方世界自身体制机制弊端的集中暴露。

　　首先，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导致选举前后两重天，民主已被“格式化”。

　　当代西方著名理论家罗伯特·道尔认为：“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偏好持续的回应性。”然而，在一些西方国家，对一人一票的膜拜已经取代了对于民意的真正尊重。

　　在福利制度上已经高枕无忧躺了几十年的欧洲，终于有人担忧“历届政府只管点菜不管埋单”的问题。政治家受困于选票，无力推行真正有利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哈贝马斯被认为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欧债危机不断蔓延之际，这位年过八旬的哲学家挺身而出，猛烈抨击欧洲政客和官僚“毫无信念”，只是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而欧洲的民众却变成了无力的旁观者。

　　英国自民党在上届大选之前信誓旦旦，许诺削减甚至免除英国高等教育学费，但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后，却迫于财政压力一再食言。英国民意机构调查显示，只有18%的英国民众相信政客所说的话，而随着政客逃税、欺诈行为的增加，59%的民众质疑政客的道德水准。

　　近几年来，“占领运动”在西方世界刮起旋风，表明汹涌的民意正在寻找选举机器以外的有效表达。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斯特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

　　其次，盲目追求选票，导致政治与金钱的结盟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富豪借非营利组织捐献“黑金”操控政治，2010到2012年选举周期中，“黑金”数额高达3.1亿美元。而今年的中期选举，相关开支更是有可能达到10亿美元。就连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贝内特都表示，广告数量如此庞大，加上选民不知道谁为广告埋单，可能会导致选民在选举日之前，就丧失了投票欲望。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劳伦斯·莱辛格把专著《失落的共和》的副标题定为“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更进一步，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了“1%所有、1%治理、1%享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坦承：“竞选需要电视媒体和广告，这就需要钱，去弄钱的过程就是一个产生腐败影响的过程，拿了钱，就要照顾供钱者的利益。”

　　再次，党争纷沓、相互倾轧导致整个政坛相互掣肘、内耗严重。

　　今年早先时候，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在美国走红，使用者通过扫描商品的条码就能从程序中得知该产品生产商的政治倾向。结果显示，桂格燕麦公司平均78.5%的钱投给了共和党，星巴克公司80.75%的钱给了民主党。

　　该款软件走红无疑反映了美国社会政治“极化”之风愈吹愈烈的苦涩现实。事实上，早在该应用程序问世前，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拉斯·范戈尔德已经做出预测称，按照美国两极分化的速度，两党人士不久就会要求消费品反映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将会有“共和党”牌牙膏和“民主党”牌牙膏。

　　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曼看来，始自国会山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已经蔓延到民众中，而民众的政治极化又会反作用于国会，固化两党分歧，这种从上到下向两极偏离的趋势会在美国社会内部催生彼此之间不能理解、无法交流的“部落文化”，给美国的政治体制造成巨大负面效应。

　　政党极化同“制衡体制”两相叠加，又进一步弱化国家能力。从财政悬崖到政府关门，再到本届国会被评为“最低效国会”，华盛顿频频上演政治闹剧。

　　难怪西方政治学界近来流行“有否决权的玩家”理论。事实表明，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如果有否决权的玩家很多，就没法做决策，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情况随之出现。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西方民主还真是个问题”，这种观感早已不仅是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个人判断。难以找到解决自身弊端的勇气与智慧，西方又怎能继续在自封的神位上安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