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是通过彰显精神独立性来坚定制度自信的最好示范

　　理论周刊：从文化方面来看，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程美东：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不是提倡文化复古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有鉴别”就不是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有扬弃”是在经过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坚决剔除其过时落后的糟粕后，积极继承吸收其合理优秀的成分。要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李德顺：首先要坚定中华民族主体意识。我们的事业不但要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评价标准，不受别人左右，而且要由中华民族自己来担当其权利和责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要我们是在真诚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并且自觉地用我们的制度不断完善来加以保证，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自信。

　　侯且岸：制度毕竟是由人来设计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往往制度的改变通常又是因为有政治的介入，从而会直接影响到制度和文化的一致性。钱穆先生也说过，“政治上具有一种真实性之制度，则必从社会风气酝酿而出”。“空制度决不能与真风尚相敌”。可见，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复杂而多变，决定变化的因素和条件则是多元的。由此，我又想到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在他看来，与西方文明不同，在中国文化中，政治是文化的主宰，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政治，政治和文化是一体的。章太炎先生格外重视文化传统，认为中国是“因旧之国”，而美国是“新辟之国”，法美之制并不适合于中国。因此，他主张“不要事事更张”，“美法美德当存则存”，否则会因习惯而难以实行。这正是制度自信的表现。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互为表里，在制度设计上绝不能完全脱离国情和民意。

　　韩震：我们既需要从近代以来造成的自卑心理的阴霾中走出来，也需要从苏东剧变的阴影中走出来。实际上，中国近代短暂的落伍，并不是中国文化本身的失败，而是中国文化暂时没有适应人类历史的变迁，遭遇的暂时的困境，是历史兴衰波动的自然节奏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有一种文化上的韧性，这种韧性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可能。

　　另外，苏联的解体也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一种僵化了的特殊模式的失败。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它仍然在历史的探索进程之中。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基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这本身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这一进程不仅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而且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生命力。

　　辛鸣：制度自信不仅要建立在道路自信上，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辉煌成就要高度自信；还要建立在理论自信上，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何优越、为何珍贵要有高度的精神自觉。这就涉及到“精神独立性”问题。

　　“精神独立性”概而言之就是一个社会从精神层面上对如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评价问题、解决问题有自己独立的不受他者主宰与左右的思维、价值与方法。

　　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回望中华文化，强调我们的制度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正是通过彰显精神独立性来坚定制度自信的最好示范。（文字整理：张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