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一条主要任务，还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但与过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调结构强调了“化解产能过剩”和“创新驱动发展”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自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产能过剩”问题，我们总算是“正视”了我国这一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宁愿一再批评经济建设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但始终讳莫如深“产能过剩”。究其实，只要是搞商品生产、搞市场经济、搞货币金融，这个毛病不分“姓社姓资”，大抵都是会发生的。

　　至于怎么解决？过去比较多地是关注“压能限产”，这恐怕也是需要的。但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还不仅仅是一个供给的问题，或许与分配和需求有着更大的关系。

　　生产过剩就是社会总供给显著大于总需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这个危机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工业的高劳动生产率造就的产品供给“极大丰富”，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因而工人阶级整体陷入了相对和绝对的贫困化导致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两者之间的巨大落差所酿成的。撇去对相关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就纯经济的角度而言，其实质就是供给大大超过需求。

　　这种失衡现象如果达到极致，将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硬着陆，银行的大量坏账和货币贬值，也即在冷战结束后，当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便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

　　这个矛盾，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长期没有凸显，是因为中国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即有效需求的大量过剩产品，在中国加入WTO、深度介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被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扩张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扩张及时吸纳消化了。这既表现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净出口比重的显著上升，也表现在政府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衍生品的泡沫被戳破，以货币计算的财富大量缩水，人人捂紧了口袋，这个矛盾就无可替代地“水落石出”了。

　　其在国内的主要表征，就是在外需指望不上的大背景下，内需又无法因多年来不断恶化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迟滞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人口城市化进程，无法进行有效的替补和跟进，因而经济增长普遍乏力。在此背景下推出的大力度投资刺激政策，在短期的拉动作用彰显之后，因投资由中间需求迅速转化为现实的产能，使得我国的产能过剩矛盾更为尖锐化。被人为扭曲和打压的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对投资即刻转为供给的“集体无意识”，恰恰是导致目前我国产能过剩的一大深层次根源。

　　调结构的另一手是创新驱动发展。鉴于我国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痼疾，我历来不认同创新仅限于科技创新的误读。正在此时，我看到了省政府一位领导同志的文论，深以为然。他在“别小看新产品、新装备、新服务”这样一篇“小文章”中，娓娓道来，却讲透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大道理。

　　他引用了省统计局提供的两组数据：一是新产品对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贡献率，2010年为23.3%，2011年为27.9%，2012年为43.0%，而今年前三个季度竟跃升至68.0%！二是2008年至2012年，拥有新产品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年均增长率竟达到了14.4%！

　　这说明，在万马齐喑、愁云惨淡的工业生产领域中，坚持新品开发的企业才有亮丽的彩虹。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由新产品而新装备而新服务“三新”一体化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甚至是“找准了破解国际金融泡沫，重振实体经济的‘穴位’”，因为新需求需要有新供给来满足，而新供给也会创造出新需求；甚至是“体现了新科技革命（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的魅力”，因为以大数据、云计算和泛在网支撑的新市场，将会成千上万倍地扩容需求、拉动供给；甚至是“促成了产业革命或者说是新型投资市场的诞生”，因为现实的供给均由前瞻的投资提供，需求拉动供给，而供给又带动了有效投资。

　　说到“经济”，在我国或许最早出自于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中的“经世济俗”一词，意为治理天下，救济百姓。在我来看，或者也可以将其大白话为“收益越高越好、成本越低越好”。但实实在在地说，还是跑不出一个需求和供给的关系问题。所谓的调结构，换句话说，不过就是扩大有效需求和抑制无效供给，反之亦然。由此我们去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去贯彻落实调整优化结构的各项部署，也就必然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了。

　　（作者为区域经济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