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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城镇化的挑战,地方政府容易将目光投向宏观层面。但事实上,基层治理更多的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例如向公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城镇文化。因此,应对城镇化对基层治理的考验,还是要脚踏实地,从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做起。”地方政府改革如何适应城镇化进程?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还存在哪些问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李靖教授如是说。
基层政府必须具有治理的主导力度
问:作为中央深化改革的一项工作,推进城镇化与推进政府改革是什么关系?
答:城镇化是指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是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达至一定水准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作为中央深化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推进城镇化与推进政府改革息息相关。推进城镇化,要求政府必须改革以适应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而政府改革在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同时,必然会带来城镇化推进和实现方式的变革。二者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
政府改革要适应城镇化进程,就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方针。任何脱离这个原则搞城镇化,都是片面的。
为了更好地适应城镇化进程,政府需要加快职能转变,重视城镇化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
坚持政府主导作用,重点解决的领域应集中在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发展规划法规化、土地政策、融资管理以及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公平分配等方面。另外,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区、乡镇基层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县域政府必须具备城镇管理的能力,基层政府必须具有治理的主导力度,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也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
推进城镇化,要求构建现代基层治理体系
问: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答: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和科学化,使国家治理主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同时把法律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它既是现代化在政治领域内的体现,又是保障国家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引导和推动力量。
可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城镇化一样,都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是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和支柱。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是推进城镇化的保证。
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历史阶段,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临的战略问题。逐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治理变革的过程。由于城镇化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政府负责,具体规划由地方政府制定,因此,具体的治理任务主要是在基层,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城镇化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的落实,无疑都要由基层承载,因此,矛盾的焦点必然聚焦在基层。
艰巨的新任务,加之基层治理的原有痼疾,基层治理必然面临如下问题:一是治理体制不顺,导致基层无所适从;二是治理权威不足,基层治理乏力;三是治理职责不清,基层治理盲目;四是治理资源不够,基层治理低效;五是治理理念不新,基层治理守旧;六是治理方式不足,基层治理单调。
上述问题,必然使基层治理的能力与城镇化的要求严重不符。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必然要求构建现代化的基层治理体系。
秉持“依法治理”“人本治理”等原则
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在城镇化过程中,基层治理要破解一系列问题,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答:基层治理,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从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做起。政府在这里能做的和要做的,不是对具体问题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似的解决,而应该以一种常态化的治理体制和机制,去回应城镇化带来的挑战。
在治理主体上,要发挥党组织核心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深入发掘群众智慧和公民参与,形成协同治理的格局,解决“谁来管”的问题。通过改革,理顺各级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关系,明确各自在整体治理中的地位和职责,特别是要赋予基层政府足够的治理权力。
在治理客体上,要明确界定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敢于打破局限,打好城镇化改革攻坚战,解决“管什么”的问题。
在治理理念上,要秉持“依法治理”、“人本治理”和“有限治理”的原则。这样才能确保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运行,确保以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城镇化带来的红利由人民平等共享,确保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城镇化实现“多轮驱动”,解决“如何管”的问题。
在治理手段上,要广泛运用互联网和媒体等手段给基层治理带来的便捷和高效,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和回应性,降低行政成本。同时,更要重视社会资本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让社会资本在具体治理过程中运转起来,解决“靠什么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