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流动明显加快，许许多多的社会成员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鲤鱼跳龙门”就曾是民间对向上流动现象的生动比喻。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升学、参军、就业、升迁等人生重要机遇背后越来越充斥着权力和金钱的背影，越来越多的机会被权力和金钱所垄断，社会底层出身的大学生们向上发展的通道迅速收窄。比如，“富二代”、“贫二代”等“X二代”现象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跳不出农门”成了许多中下阶层成员对向上流动难度加大、流动渠道收窄这一切身感受的自我调侃，甚至一些人发出了“‘知识改变命运’今天还可信吗”的疑问。

　　理性分析就会发现，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下降，阶层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化，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固化趋向。

　　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各个社会阶层是开放的，社会下层有可能上升为社会中层甚至是社会上层，同样，社会上层也有可能下降为社会中层甚至是社会底层。这样的社会结构就是有活力的，对于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此，需要重构我国社会的合理流动机制，打破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格局，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现状

　　阶层向上流动受阻现象日益严重

　　对策建议

　　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钱民辉、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陈旭峰：从我国当前阶层流动的现状来看，阶层向上流动受阻现象日益严重，其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带来的危害也与日俱增。

　　第一，阶层之间互相被“污名化”。“污名化”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抗性关系建构的过程，指的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不断地互相贴标签；第二个阶段是对抗性关系保持稳定的状态，指的是“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难以消除的刻板印象或心态。例如，穷人给富人贴上“为富不仁”、“生活奢靡”的标签，会加重社会对富人的仇富心态；而富人给穷人贴上“人穷志短”、“低等公民”这样的标签，强化了社会对穷人的歧视与冷漠。

　　第二，上层社会“安全感”缺失。当前，以“富人”、“官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中的人们缺乏“安全感”，如一些官员把家人和子女都送到国外，自己当起了“裸官”，一些富人向国外转移财产或者加入了外国籍。

　　第三，“橄榄型”社会结构难以形成。阶层流动受阻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封闭性，这对于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极为不利的，进而使得中间阶层很难有效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

　　第四，“愤怒的一代”正在形成。现在，底层社会人们的心态可以用“愤怒”来形容，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进入中间阶层的希望，更加没有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如果没有相应的能够释放这些“愤怒”的“社会安全阀”机制，势必会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青连斌：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原因。不过，根本问题是这些制度本身的不公平，其在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正是不公平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了“民二代”问题的出现；不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及不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约了底层社会成员的发展；机关事业单位不公平的用人制度为潜规则的横行留下了空间，导致诸如“官二代”、“权二代”的出现；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制约了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既限制了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的可能，造成了过于庞大的金字塔结构的“底座”，又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者缺乏应有的约束，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一部分人及其后代手中。

　　因此，要实现合理的社会流动，离不开社会公平的保障，必须以公平保障人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人人都有均等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为此，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做到权利公平，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就不能因为出身、职业、财富等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当前尤其要重视户籍制度、劳动合同和劳动报酬、城乡人口选举比例等“权利公平”。做到机会公平，就要努力通过顶层设计来建立制度，努力寻求兼顾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力有高低，结果会有不同，但机会必须公平。规则公平的重要性则超过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

　　原因剖析

　　强势群体“赢家通吃”

　　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造成向上流动通道不断收窄、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逐步走向稳定与成熟，社会能够给社会成员提供的借以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成本在增加。

　　其次，由于社会、历史、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强势群体所掌握的资本、资源通过寻租行为往往可以形成所谓“总体性资本”，从而直接导致“赢家通吃”，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于是乎，社会上层被不断地复制出来，相应地，社会下层也是不断地自我“再生产”。“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就业质量是最低的。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则表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再次，在于现行制度的不合理。一是旧的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到位。二是教育不公。三是人为分割而非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此外，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行业、领域准入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等，对社会流动也存在诸多的阻碍作用。

　　教育作为公共服务要秉持平等原则

　　王春光：在教育体制改革上应处理好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与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教育作为公共服务，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要秉持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消除城乡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义务教育差距。

　　而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在确保公益性的前提下，应交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还有，建议将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减轻县区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加大中央政府和省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在兴办高等教育上实现分工合作，但是要防止中央办的高等学校属于名牌学校而省市办学校属于非名牌学校，促进高校之间的良性竞争；改革教师收入制度，尽可能消除同级教师在收入上的差距，并在制度上奖励那些愿意支援欠发达地区（尤其偏远农村地区）的教师。

　　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中上层阶层集中

　　出台相应的对策来促进阶层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向中上层阶层集中，成为社会不平等扩大和社会层化固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名牌大学的生源中农村占的比例与10年前和20年前相比明显下降，中产阶层尤其是公务员家庭、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生源占据明显的优势。

　　另一方面，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择校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更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择校过程中，不少没有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本的人就只能面对这样“残酷”的社会不平等事实，当然进一步使得教育成为社会区隔的重要机制。

　　钱民辉、陈旭峰：阶层流动受阻必然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出台相应的对策来促进阶层流动。

　　第一，建立健康的阶层流动“游戏规则”。健康的阶层流动应该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指阶层流动是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的。公平是指阶层流动的机会是人人平等的，大家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上层有可能进入底层，底层也有可能进入上层；公正是指让应该流动的人实现流动，如果上层社会的人们已不具备竞争优势就应该让其退出上层社会，如果底层社会的人们具备了流动的竞争优势也要让其有机会实现阶层流动；公开是指阶层流动的机制是公开透明的，不能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来实现阶层流动。

　　第二层涵义指阶层流动是有序的、递进的，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底层社会人们的阶层流动是循序渐进的，先是上升为中间阶层，进而进入上层社会，而不是“一夜暴富”式的；另一方面，上层社会的阶层流动也是如此，先是下降为中间阶层，而不是“一跌到底”式的进入底层社会。

　　第二，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要想促进阶层流动，必须要有中间阶层，有了中间阶层就使得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联系在了一起。另外，从阶层流动的方向来说，社会底层和中间阶层都向社会上层流动是不现实的，而社会上层和中间阶层都向社会底层流动又是不合理的，因此，即使是从折中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是社会上层和社会底层都向中间阶层流动。

　　限制阶层流动的因素日益突出

　　钱民辉、陈旭峰：当前我国阶层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维度的，在众多的制约因素中有几个方面是较为突出的：

　　第一，“制度障碍”难以逾越。“制度障碍”突出表现在教育、分配等制度对阶层流动的制约。

　　第二，家庭背景成为“隐形门槛”。以“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为代表的“二代”现象就是家庭背景作用下的阶层再生产现象。

　　第三，“知识改变命运”有些失灵。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大学教育，但教育对于阶层流动的作用日益弱化。一方面，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很好地促进阶层流动。另一方面，教育已很难单独对阶层流动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即使获得了精英教育，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有效支撑，也是“一木难支”，“拼爹”现象的涌现就很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本报记者宋广玉根据人民论坛相关报道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