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真厌假马脾气 吴之如绘

　　又是一个马年到，又是一片“说马”声。马年说马，理所当然。但是，马年又何尝不能“说说媒体”呢？

　　《说文解字》有言：“马，怒也。武也。”马最初是一种叫“火畜”的野生动物，史载“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汤十一世祖阏伯（契）之孙、昭明之子。他在河南商丘驯服野马，并将其运用于作战，成为骑兵的雏形。

　　与马的演化相仿，最初的“媒体”也不是用来播报新闻的。殷商的“击鼓传声”和西周的烽火台是传递军情的，汉代邸报是各地诸侯“驻京办”传递政治情报的，16世纪出现的威尼斯“手抄新闻”则是用于告知船期与商品信息的。中国宋代的“小报”因为挑战了“朝报”权威，而被视为非法出版物，有如自然界中不肯驯服的“野马”。在冷兵器时代，“射人先射马”是一种重要的战斗技巧；现代战争中攻城略地，也是先要占领敌方的电台、电视台，控制其报社、印厂，断其“咽喉”。

　　纵观马对人类的作用，可以说厥功甚伟，立下了“汗马功劳”。巧合的是，与媒体系统密切相关的“驿站”与“舆论”，也都与马大有缘分。《说文解字》道：“驿，置骑也。”汉武帝以降，驿站传递改为单骑马递为主，邸报即由驿递“传之四方”。驿卒“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蔚为壮观。驿站不仅承担有类似今天报纸邮发机构的功能，而且也勾连着一系列重大的“新闻事件”。马嵬驿见证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陈桥驿是宋太祖发动兵变之地；闯王李自成因崇祯帝裁减驿站而失业，终至揭竿而起……至于“舆论”的“舆”字，与马的关系更是难解难分。《吴越春秋》中就有“越王策马飞舆，遂复宫阙”的记载。古籍中的“舆人”，是一种社会等级低下的造车匠，后来引申为“众人”。《韩非子·备内》有云：“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如将媒体比作像车舆那样的载体，那么它承载的就是新闻信息和社会舆论。媒体人一方面需要反映“舆人”之论，另一方面需要与造车的“舆人”一样，致力使人们信息富足，使社会舆论畅通。

　　在古代，马还被用于“马戏”等娱乐表演。安史之乱后，为唐玄宗与杨贵妃所钟的“舞马”，被史思明部将收编后“杂之战马”，结果闻军号而舞，被视为“马妖”杖毙。媒体也有主流、边缘之分，严肃、通俗之别。如果以办娱乐媒体的方式办严肃媒体，以管报纸的方式来管网媒，则无异将“舞马”做“战马”，难免有“万马齐喑”之虞。

　　和平时代，偃武修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随着科技的进步，“铁马”逐渐代替了战马。但是，汽车时代依然喜欢沿用“马”的称谓，比如，“宝马”“悍马”“千里马”。著名的法拉利跑车也一直以“跃马”作为徽标。媒体世界似乎也在上演着类似的一幕：作为“黑马”的新媒体，依然沿用已呈颓势的报纸的术语，比如“博客日报”“网站改版”“通栏标题”等。

　　在古代的“马文化”中，有一种“似马非马”的动物形象引人遐思。比如被称为“四不像”的麋鹿和传说中的“祥兽”麒麟。西方神话中的独角兽，也是以白马为原型的。在媒体世界，理想中的“融媒体”也是一种“四不像”——它有报纸的权威性、网络的互动性、电视的观赏性和终端的移动性。正像神话中的麒麟和独角兽一样，这种“融媒体”的出现，也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实现媒介分立到媒介融合的转型。为了完成这一转型，媒体人应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样，勇于进行颠覆性创新。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辨别良马与劣马、千里马与驽马，需要伯乐、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师”；阐释媒体的发展，评点报道之优劣，也需要不“拍马”和不放“马后炮”的媒介批评家。

　　古语有云：“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马年被视为进取之年。甲午之春，马蹄声脆。愿媒体人传承龙马精神，跃马扬鞭，造就“万马奔腾”的媒体竞合新气象。 （王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