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

　　作为节点城市的“活力之都”，必定是一个高度开放、广泛连通、密集流动、高效配置的城市。

　　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和我国崛起的背景下，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将是迈向全球城市。这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动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崛起必然要求的重大国家战略。

　　创新转型是上海对全球化与信息化等外部推动力量作出的积极响应，是充分发挥内部活力和潜力以促进全球城市崛起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从普遍意义讲，活力是一座城市繁荣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基本表征。上海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形成魅力四射的“活力之都”是其理所当然的选择。

　　城市活力

　　我们现在讲“城市”，已经不能单纯将其当作一种场所、地点的空间，更要将其视为“流动的空间”。当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的背景下，各种资源要素全球流动的增长，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相互连接而进入全球网络，成为节点城市。

　　从网络的角度看，城市作为一个节点的价值，在于它和其他节点之间的相关性。因为正是这种旧的和新的联系维系着城市，并决定了城市的发展及其地位。Storper曾提出了“城市社会”的概念，着重强调没有一个城市能在孤立中存在并走向繁荣。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城市与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越多，其越有可能获得频繁流动的信息和知识，并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方面的创新来抓住经济发展的机会。从这一命题中可以直接引伸出一个重要结论：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城市间的联系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其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衰。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城市所处地位的变化是由它与其他节点的相互作用所决定。一般来说，城市的成长与发展是建立在联系扩展的基础之上的；而衰退的城市，其联系也在减少。当一座城市与周围没有联系时，也就意味着其死亡。

　　既然如此，那么城市间的联系或城市对外广泛连通性是靠什么建立呢？我们知道，城市本身只是一个空间环境，而非行动单位。如果没有相应的行动单位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城市之间的连接是建立不起来的。当然，城市政府作为一个行动单位，通过政府间的协议或合作等方式也可以实现个别或部分的城市间连接，但也不可能实现城市间的全部连接。城市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制定有关政策并加以实施等来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或商务环境等，而不可能决定城市之间的本身连接。在全球城市网络中，其主要行动单位或关键性主体是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从事非经营活动的机构，正是它们对内和对外的行为或活动才形成了城市间的连接，并使其所在的城市成为网络的节点。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城市中的行为主体，特别是经济主体是否有活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对外交流与连接程度，进而关系到一个城市的兴衰。

　　来自这些行为主体，特别是经济主体的活力，是城市活力的一个集中体现。它事实上反映了市场是否有活力，社会是否有活力以及活力程度大小。这些行为主体的活力迸发，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创造性，从而不仅带来大量近距离互动的交流或流动，更是促进远距离互动的交流或流动。这意味着与生活在不同经济环境里、具有不同文化、不同行为规范、不同处事方式的远方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意味着有更多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流以及更为复杂和不确定的交流，从而带来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资源要素流动。这是一个城市进入全球城市网络和成为节点城市强有力的成因。这种不断积累的过程，则导致了一个有利于提升城市网络节点稳定性的锁定机制。

　　需要澄清的是，城市活力不仅体现在扩大城市规模、更新城市形态或设施，甚至创造物质财富上，而更多体现在扩大对外连通性和资源要素流动性上。因为一个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取决于它和其他节点之间的关联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交流什么，而不是它们那里有什么”。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个城市作为网络节点的崛起（或者衰落），并不必然由其自身的物质属性（如规模、设施、物质财富等）决定。其作为节点的功能，似乎更少地取决于其所占有的各种物质资源、新技术及其路径依赖，而更多依赖其在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城市间的流动水平、频繁程度和密集程度，决定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因此，作为节点城市的“活力之都”，必定是一个高度开放、广泛连通、密集流动、高效配置的城市。

　　全球城市

　　在当今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除了一般的节点城市外，还涌现出一些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的主要（基本）节点城市，即全球城市，它不仅具有广泛的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交流联系，而且在全球经济协调与组织中扮演超越国家界限的关键角色，例如纽约、伦敦等。

　　但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具有动态性特征，是一个不断适应环境变化的持续运动的结果。其节点的形成及其变化，是与信息、资本和投资等要素流动密切相关的。每当历史上出现一些重大变化，主要是新的生产结构和组织、以及新的技术条件，特别是运输和通讯方式的进步等，信息、资本和投资等要素流动就会发生改变，形成新的流向、新的流量，有时经常是不规则的、突变性的变化。这就使网络节点的形式及特性都因其新的流向与流量的出现而发生重大变化。而全球城市的崛起，则是要素流动的重大改道或变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相联系的。每当世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时，全球要素流动的方向及其规模都会有重大的改变，从而导致网络结构中城市节点的功能及其地位变化。在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和我国崛起的背景下，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将是迈向全球城市。这是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动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崛起必然要求的重大国家战略。

　　上海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其关键点是全球影响力与作用力问题，而这种全球影响力与作用力是以全球经济的协调和组织功能为基础的，后者又以广泛的外部连通性为前提条件。因为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其联系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不同城市的能级水平。也就是，联系性较弱的城市，只能在其所在地区形成区域性的地位与职能；联系性较强的城市，会超出其所在地区形成全球性的地位与职能。因此，一个城市与外部的联系越广泛，连通性和协同性越强，其能级水平越高，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位置就越高；反之亦然。当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促进经济活动最高层管理与控制逐步在空间集聚时，一些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好、能级水平高的大城市就可能进一步演化为各种要素极度集聚的节点，因而成为全球性经济实体的所在地，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越来越主宰着全球经济命脉。

　　上海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虽然较大程度上与其所处的地理区位、发展基础以及历史因素有关，但必须看到这并不是偶然取决于其地理区位，也不是单纯地依赖于历史与传统的延续，而是要通过参与者所付出的努力才能取得的。其中，增强和具有更大的城市活力，是最基本的努力和所要创造的基础性条件。在上海迈向全球城市过程中，建设“活力之都”是其本质内涵之一。只有具备强大的城市活力，才能不断适应其环境的变化，具有面对全球经济调整等外部变化的创造性反应能力，成功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其资源配置及协调功能更多地延伸到新的行业活动之中，促进其结构和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只有增强和具备对外连通的强大活力，才能既保持自身竞争优势，又具有对外较强的合作能力，从而对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动形成强大吸引力，促使其资源配置及协调功能在空间上进一步扩展。只有保持源源不断的城市发展活力，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成长为全球性的城市。

　　这方面，伦敦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标杆。伦敦作为一个具有多样性综合功能的全球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历史基础上看，伦敦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大量的知识、技能、语言等影响力，成为商务布局的关键因素。从管制环境来看，伦敦保持了对商务的开放性，并且以适宜的管制、税收和用工政策等优势而成为全球市场布局的选择。从积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来看，伦敦拥有欧洲最高级的资本、知识和技术流。从劳动力市场与人才来看，伦敦有从事国际商务活动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和具有多种语言与文化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从城市文化来看，伦敦是一个更适合于生活与居住的城市。这对于它成为国际商务中心是十分重要的。

　　城市有机体

　　我们并不否认外部力量推动对城市发展起着重大影响和作用。事实也证明，全球化与信息化等外部力量的转变，为全球城市的崛起提供了前提性基础。

　　在传统城市研究主流观点中隐含城市作为“机器装置”假设，而我们倾向于把城市视为具有反射能力和内在能动性的有机体，即在城市中的企业、市场、政府、家庭以及其他主体的不同制度层面上，各组要素通过反射性的行为作用于城市演变过程的可能性。现阶段，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渗透和信息化网络发展，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并且用比以前更快的速度对外部变化作出反应。企业、政府、其他机构以及家庭都被迫适应其他主体的快速变化，调整自身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其集合的结果就是增强了组织和集体的反射能力。在经济中，这种反射能力意味着积极参加竞争性学习；在社会和消费中，这种反射能力是为获得“满意”，处理经济反射性所带来的相应情况，即对于每一个企业、家庭及个人和公共机构带来的新形式的风险。由于城市的这种反射能力，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领域，依赖城市内各主体的关系以及城市中形成不同惯例习俗，因而每个城市的反射性都不同。当然，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积极反应或消极反应。

　　上海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势必要求城市这一有机体形成积极反应，即顺应外部环境条件变化，通过内部激发出来的活力和创造力，吸收和融合新的外部推动力量，促进城市转型和发展。而且，需要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创新转型。因为崛起中全球城市与一般城市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知识，或城市主体的知识特征、价值取向，而不是城市地理状况和自然资源条件。这种基于强大城市活力的创新转型意识，反映了人们知识更新的程度，并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与命运。创新转型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激发城市内部个体和机构的创新活力，尽可能地挖掘潜力，创造价值。因此，创新转型是上海对全球化与信息化等外部推动力量作出的积极响应，是充分发挥内部活力和潜力以促进全球城市崛起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