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对于既有的乡村生活应该扮演“顺水推舟”的角色,而非“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逆水行舟”

　　新型城镇化建设在自上而下推行于乡土社会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接受、理解、应对与涵化。因此,我们应从村落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种种纠结与冲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对于民俗文化在当今城镇化建设中的角色扮演,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理解:

　　首先,城镇化导致乡村民俗“碎片化”。传统意义上的村落,自有其社会秩序与权力格局。传统村落的生活组织方式倾向于单纯而明确,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民俗规约具有稳定性,而民众对之运用得心应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而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往往能释放相当的活力。近年来,村落中青壮年长期向城市的涌动和迁居(“去村落化”或“城镇化”),与村落生活的城市化转变(“在地城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来自国家政策的对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农民群体来说,既是发展机遇,又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民“上楼”变为市民,在获得一定生活便利、享受到当代文明福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农民面临着劳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巨大变化,以他们为主体所组成的大量新型社区,其组织过程和文化建设等成为重要问题。如果各方利益的协调是稳定的,将形成有序的过渡,正在经历阵痛与撕裂的乡土传统将在调适中相对顺畅地延续或重构。如果没有合理的过渡设计,来自外部世界的改造压力过强过急,村落共同体的原有组织体系极易崩溃,村民的价值观、世界观就容易发生断裂。毋庸讳言,处于转型期的村落社会是脆弱的,积压已久、交织错杂的矛盾一旦触发,就容易产生极端行为,最终将由整个社会付出高额代价。

　　其次,村落有选择地接受城镇化带来的改变。据统计,到2012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6%,有7亿人生活在城镇。自发形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成汹涌之势,它在推动城市发展繁荣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的属性,动摇了传统的乡村文化体系。而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在当代中国,势不可当也无可回避。纵观整个20世纪,政府对村落的介入给原有的乡土生态带来影响,但传承乡土传统的个体及民间组织,往往会有条件地选择与政府合作,将之视作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契机。乡村社会为适应时代而形成的“新传统”,久之也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凸显坚韧的文化适应能力。近年来,村落中的青壮年向城市迁居与村落生活的城市化转变,使得他们面临着劳作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于既有的乡村生活应该扮演“顺水推舟”的角色,而非“牛不喝水强按头”式的“逆水行舟”。

　　再次,结合民俗规约建设新型城镇化。就目前而言,对于城镇化问题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业已达成共识,而如何具体落实“人的城镇化”,却还刚刚起步,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其一,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在精英文化的叙事层面,“归园田居”、“小桥流水人家”代表了超俗风雅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精神,同时也是对乡土生活的归属感、幸福感的表达,但一旦落实到现实农民群众群体身上,就经常带有“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调侃。如当代荧屏上的农民形象,总带有傻里傻气、一根筋、胸无大志的“底色”。其二,正视村落危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设计中,要培养农民对其乡土社区的文化认同,激发其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使乡土社区焕发活力。当代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在降低,并对外部世界形成了经济依赖。处于开发状态的村落,则成为各种力量的利益博弈场。当旅游开发、新农村改造、文化保护、村落保护等纷纷涌入乡村时,乡村既不能选择也无法保有自主权,农民总处于最脆弱的位置。外部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了村落开发的普遍现象,乡土传统的瓦解由此进一步加剧。其三,重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社会组织性的引导与重建功能。民众对民俗文化的运用通常是“常用而不觉”,“文化自觉”由“不觉”而“觉”并不能单靠民众的领悟,如果说“有所觉悟”是内因的话,还需要外因的共同作用,这些外因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正在自上而下推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在为乡村社会的文化自觉提供外因推动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代表了一种乡村之外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的植入,应注意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其四,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地将民俗政策从20世纪中期的“移风易俗”、80年代以来的“还俗于民”,调整为面向乡村社会的“顺水推舟”。具体说来,就是将乡土社区的发展权力逐步让渡于民,让乡土组织真正发挥其组织社区生活、管理社区秩序、勾连城乡关系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家政府之于乡村社会应该扮演一种“顺水推舟”的角色。

　　信息化时代使跨时空的联系变得简单而直接,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新旧杂陈”的表现形式,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民族国家的新构建、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团结整合与文化创新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民俗文化发展,集中体现于乡土社区的群体合作活动之中,并以稳定性、反复性为主要特征。在传统社会中,传承于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的民俗文化,如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互助帮工、扮玩表演、礼神敬祖等仪式活动,既具有一定的现实功用,又具有一定的超现实意义,但这种超越却始终未曾脱离生活的日常与凡俗。或者说,它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最朴素的意义,同时又蕴含着超越现实的无数可能。民俗文化的传承因此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反复性,而非单线式的演进,这一稳定性、反复性的传承过程正是民俗文化存在的基本形式。这样一种民俗文化的存在,有利于乡土社会内部家庭、家族的和谐,街邻之间的和谐,干群关系的和谐,乃至村际关系的和谐。此时,民俗文化的周期性的组织与演示,就表现为一种文化在现实社会中运作、表达、积淀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这种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被彻底改变了。人们跨地域的流动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跨时空的联系变得简单而直接。人们活动的空间极大拓展,对时间的把握能力也显著提升。在以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技术、网络技术所成就的信息化时代里,人类的认知模式、生活方式、知识生产都在发生深刻地变迁。信息化时代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文化在这一时代进程中,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同时因为民俗文化本身的特点,使得民俗文化在信息化时代的生存境遇和发展状态就更加复杂。民俗文化与信息化时代的相遇,不仅带来民俗文化本身的全面转型,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内涵、形态、价值、传承和传播载体,而且还催生出许多新的民俗文化类型。此时,民俗文化发展也就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

　　其一,信息化时代的“礼俗互动”形式。在中国,因为有着深厚的农耕社会传统、不均衡的生产力水平、未经充分发育的工业社会基础,实现发展的迫切现实和改变冲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俗文化变迁显得更加复杂和富于挑战。民俗文化,这种通常被归于传统文化范畴的文化,本就在现代社会的治理制度、知识体系、生活实践和精神世界中处于需扬弃、转型、适应的敏感位置,此时却借助信息化技术迸发出新的活力,演绎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与此同时,现代国家同样借助互联网技术,借助“新旧杂陈”的民俗文化形式,以更便捷地完成民族国家的新构建、经济转型升级、社会团结整合与文化创新发展。

　　信息化时代为民俗文化的利用开辟了广阔舞台。民俗文化是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征,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民族国家的重要标识,还被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绿色资源。因此,我们看到,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利用越来越得到重视。利用民俗文化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追求,正在成为政府、市场、学界、媒体、民众等期许和行动。信息化时代为民俗文化利用提供了技术的支撑。

　　其二,不同的民俗文化类型,在信息化时代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以故事、传说为代表的口头传统,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口耳相传的情境,电视、网络的发达,学校教育功能的前移,特别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全家围座听老人讲故事的景象已很难找到。植根于农耕生活之中的很多生产技艺已经没有了施展的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产工具和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起的生产关系。众多的民俗文化逐渐脱离了生存的土壤,成为被观赏的“艺术”和被保护的“遗产”。许多民俗文化的“内价值”日益衰落,而“外价值”不断彰显。

　　其三,信息时代拓展了民俗文化的传播渠道。民俗文化,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和群体性,主要为本地域、本群体的民众所认知。信息时代,使得民俗文化的传播空间突破了地域和群体的界限。电视、网络的发达,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世界各地的民俗风情。无论对方是接受、理解,还是反对、排斥,客观上还是传播了某一群体、某一地域的民俗文化。信息时代中的各种传播渠道,很好地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使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和而不同的人文世界。同时,在这种交流传播中,一些地方性的民俗文化传播影响区域得以扩大,甚至成为全国性的风俗。这种交流、交融和变迁正是文化的本质所在。

　　总之,民俗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已从民间社会的文化传承深入到对现代生活世界的主体构建层面。在以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为典型特征的现代生活世界的构筑中,民俗文化作为承载社会认同、组织社会行为的符号体系,在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张士闪: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李海云: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