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存量民主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陈家刚近日提出,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之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如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改革碎片化”与“顶层设计”、“改革共识”、“民主”与“法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以及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严峻挑战,再次提醒我们,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在既有改革路径基础之上,选择一种新的发展路径,即实行存量民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分歧,应对各种危险和挑战,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所谓存量民主,指的是围绕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这一首要目标,在一整套社会主义宪法法律制度基础上,充分利用既有制度优势,通过具体的体制机制和程序设计,将“沉淀的”、“文本的”制度规范用好,使制度的民主走向实践,使民主在实践中运转起来,集中力量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与利益,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存量民主中的“存量”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民主政治观念和文化；二是自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体制之后经过逐步探索和多次反复而最终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三是基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和民主共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实践所长期形成的成就和经验。

　　制度建设要考虑中国文化习性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方朝晖认为,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情和面子是其中最重要的整合机制；这与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本位,以外在超越和普遍法则为最重要的整合机制形成对比。正是文化习性的差异,导致个人自由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因为个人自由不是中国人人生安全感的源泉。正是关系本位的作用,导致人与人相互攀比,社会风气成为比任何制度都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中国人崇尚人情是和蔑视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文化中的制度因人事而立,也因人事而废。所以,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制度走的是“礼大于法”的道路,因为礼是因人情而立的；另一方面,要想在中国人的社会立制度,必须从任贤能做起,靠贤能的示范来引领社会风气；再一方面,要想建立牢固的社会自治体系,必须从理顺人伦关系做起,因为人伦关系是一切社会道德最重要的基石。

　　从文化习性的角度讲,可以发现:其一,民主政治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克服党争和大众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问题,因为关系本位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帮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其二,法治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避免被人情所冲破、从而在中国人心灵中真正确立起神圣感的问题；其三,人权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谁能帮人民捍卫的问题,个人自由在中国文化中面临着如何不恣意失控的问题。因为中国文化中的人权问题,严格说来往往是由强者欺压弱者所造成,而强者的背后存在的往往是一个关系集团；而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容易演变成永远达不成共识的散漫。总之,在一个由人情和面子构成的关系本位的文化中建设民主、法治,决不能仅从这些制度自身的逻辑出发,而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中国文化习性的制约。否则,有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

　　警惕“新迷信”的暗潮涌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撰文指出,与传统的礼神拜佛不同,这些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迷信”现象。各种大师们招摇过市,各类养生专家在给人们醍醐灌顶,星座运程和罗盘风水双管齐下,门口的大狮子与门里的转运石相互映衬……半土半洋、中外结合,构造着这些年来人们盲从盲信集体追风的景观。科学的诞生,从来都没有彻底消除迷信,而是迷信常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名目,不断变换自己的身姿,成为新的吸引人的方式——这就有了新迷信。所以,当大师、专家和街头算卦的摇身穿上科学的外衣的时候,新迷信就诞生了。

　　新迷信的暗潮,与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权钱私通”机制所带来的恶果紧密相关。什么叫做“权钱私通”?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权力和资本就不免要结合在一起,共同谋取自身的利益。在中国,资本机制的诞生也没有逃脱这种权力与资本媾合的。

　　2013的新迷信暗潮不仅仅只是富人或高官们建立“财富俱乐部”或者“名人会馆”的诉求那么简单。后面是权钱私通的不清白史,前面是命运无常的想象性未来,新迷信的背后,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错位的政治与经济逻辑的图景。这一轮中央高调反腐,也由此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丰富深远的文化建构意义。只有通过彻底击碎以腐败为核心的权钱私通机制,新迷信文化才会真的烟消云散,被打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