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近年来我们对于亚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我们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完成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实现选举民主的关键条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社会结构形成、社会精英整合和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型成功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即拥有一定数量并具备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保守的社会意识，认同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进而抑制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具有自身独特的国情，但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层面，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需要具备与其他国家同样的客观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同样会展现出相似或相同的规律性。

　　从亚洲多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政治转型的情况看，在实行以普选制为标志的“民主化”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化率超过70%的国家和地区，除俄罗斯情况比较特殊，韩国和台湾总体上保持社会较为平稳的发展，竞争性的民主体制较稳固，没有出现大的反复。发生“民主转型”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率不及50%，甚至更低的国家，在实现所谓“民主化”后，经济社会状况混乱，发展迟缓，政局不稳，个别国家甚至出现政体反复。因此，以城市化率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民主转型”是否成功或是否比较稳定的重要相关因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高水平的城市化率，如达到70%以上，是能否实现比较顺利和稳定的“民主转型”的经济社会方面的必要条件，是实现顺利和稳定的“民主化”的一道门槛。

　　与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相同，城市化率是衡量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当年城市化率为23.01%，到2011年我国以常住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已经到达51.27%。如果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经济能够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达到75%的城市化率，完成“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达到中等经济发达国家水平，从现在起还需要40年。到那时，经济基础方面的巨大变化，必然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提出新要求，政治体制本身也将具有更大改革空间。建国百年之时，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将会有更大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在更大范围和程度上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将具备基础性的条件。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