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社群的共识，使得面对不同境遇的人们具有新的共同情感，乃是当下不可回避的文化要求——

　　今天社会需要通过更有力的社区组织，更积极的公共生活参与，来改变这种涣散的社区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有一种人物是社会上常被人提及的，也是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也一度被当成负面的角色，这就是街道老太太。这种街道老太太热心公益，积极参与街道工作，对于街坊邻里的事情都有热心肠，帮着邻居照料双职工家庭的孩子，邻居小夫妻两口子吵架她们去劝和，往往我们家庭的钥匙就在她们手中，看到乱倒垃圾，随地吐痰的行为绝不姑息，看到陌生人她们就保持警觉上前询问，注意公共安全，严防坏人。她们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构新社区生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当时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热心肠的老太太，常常是社会的粘合者、生活的安慰者、安全的保卫者。而她们自己也获得精神的寄托和充实，感觉到自己走出了围着锅台转的家庭生活，参与了社会的公共生活。她们的形象常常见诸文学作品之中。当年老舍先生就刻画过这样的形象。后来的京味儿小说中也有这样的人物，如王蒙、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作品。

　　当然，这种街道老太太的形象也是矛盾的，人们对于她们也是有褒有贬。一方面她们对于一个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社区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人积极热心的参与，社区就难以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人们在社区的公共生活也就随之大打折扣。但另一方面，她们有时也确实过度热心，往往对于他人的私生活干预太多，对于他人的隐私过于热衷，有时又过于警觉，把正常的来访者当成坏人。这些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街道老太太受到诟病的原因，社会上一度也有所谓“小脚侦缉队”的讽刺性的说法。不管怎样，那个时代确实存在着对私生活和个人隐私过度关注的不足，但那种邻里之间紧密的联系、那种温厚的人情味确实是难得一见、值得回味的。

　　从那时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动极快。但我们生活小区的标准，即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代替了过去街坊邻里之间的紧密联系，街道老太太也就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在社区里虽然也能见到老人，但他们仅仅是别人家的老人，和我们的生活不再有这样的联系。与街道老太太消失相关联的，是我们社区公共生活的涣散和瓦解。凝聚社群的共识，使得面对不同境遇的人们具有新的共同情感，乃是当下不可回避的文化要求。在中国高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生活方式、社会观念的变化使社区生活受到巨大冲击。在社会剧烈变化的状况下，如何建构一种新的社区，如何对于社区生活进行表达，就成了当前社区生活文化想象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社区的焦虑一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焦点，如社区怎样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中发挥作用，社区怎样应对全球化和本土性之间的复杂矛盾的冲击，这方面的思考就有很多。社区是世代生活的空间，又是粘合社会的关键空间。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力量，促使社区生活趋于瓦解和溃散，并导致社会的失序和冷漠，人们被唯利是图所包围。私生活空间扩大了，但公共生活缺失了。私生活的秘密确实没有“小脚侦缉队”的关注了，却变成了社会上的通过自媒体到处流传的八卦和丑闻。

　　我们可以发现，在今天的小区中，邻里之间往往老死不相往来，社区的公共事务往往被漠然置之，我们在社区往往被陌生和冷淡的相互关系、疏远和相互防备的社会氛围、以经济为纽带的交换关系所笼罩。我们生活中可以依靠的往往仅仅是核心家庭的力量。我们又开始怀念街道老太太带来的那种感觉了。这其实是对于社区重建的渴望，对于传统人情社会的不可替代精神价值的缅怀，对于业已消逝的紧密的邻里关系，对于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社区生活所具有的意义的再度认知。

　　街道老太太是一个有活力的社区的象征。现在人们需要她们的根本原因是希望拥有更紧密的邻里关系。我们既要有自己私生活的空间，又要有公共生活；既要有个人的成功和奋斗，又要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信任。今天社会需要通过更有力的社区组织、更积极的公共生活的参与来改变这种涣散的社区关系。我们需要更有活力、更充满凝聚力、对公共生活更有认同感的社区生活。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