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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医学毕业生为进大医院就业挤得头破血流，一边是很多基层医院苦于招不到大学生。一边是东部很多企业发愁招不到合适的工人，一边却是很多农村劳动力面临“一岗难求”。“就业难”与“招工难”，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失衡之弊。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经济增速放缓，扩大就业面临新的考验。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中，就业难主要是总量性矛盾，那么，在今天看来，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成为更为棘手的难题。

　　长期以来，中国就业市场存在结构性失调。一是教育结构与用人需求的失调。一个重要表现是低端的产业等级与人才培养层次的脱节。多年来我国的产业布局基本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居多，填补这些产业岗位空缺的基本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兄弟。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没有足够的高技能人才与之匹配。二是人才结构与产业需求的失调。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产业结构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然而，我国产业结构仍呈现“二三一”的局面，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服务业比重偏低。据一项研究数字，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量比重为36%，远低于发达国家60%－75%的水平，且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具有研发创新内涵的行业就业人员比重更低。技术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十分紧缺，近10年来始终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正如当前肆虐的雾霾，治理起来是一项系统工程，改善和扩大就业同样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加大基层就业的吸引力。如何把治理结构性失业与高等教育政策相衔接，增强教育市场与就业市场的关联性？如何在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时，优先考虑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都需要动真脑筋，下真功夫。

　　就业乃民生之本，解决就业主要靠发展。那么，是否发展了就能扩大就业？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更有利于扩大就业？美国已有前车之鉴。由于实体经济“去工业化”，一些因技术进步和产业收缩而失去的就业岗位减少，而这些岗位失去后就永远不会回来。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数据，单就“去工业化”最明显的制造业而言，2003年—2012年，该行业就业人数从169.02万人降至146.84万人；同期建筑业就业人数也从101.38万人减少到89.64万人。看来，在我们强调产业升级，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时，不能忽视就业问题。当前，在广东等许多地区，政府部门已不再唯GDP数据而论成就，而是更加关心企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对GDP数据的依赖和追求。在调整产业结构中优化就业结构，这是破解就业难的重要思路。

　　民生改革永无止境，民生需求也倒逼改革加快脚步。就业问题不在就业本身，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系统的、全面的观点看待就业问题、破解就业难题，在发展经济和产业升级中，真正实现就业优先，改变唯GDP论，这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任。（新闻观察员 冯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