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报上读到曾师斯介绍《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 训诂分典》主编李思维先生15年“安静”编大典的文章，令人感动，也令人感叹。当下一些出版物质量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缺少李思维这种视出版高过生命、耐得住寂寞、十几年如一日埋头苦干的精神。

　　1998年，在华中师范大学退休后，李思维主动承担起《中华大典 语言文字 训诂分典》的主持编纂工作，到2013年交付校对稿，15年间，他克服身患脑部肿瘤病患的折磨，夜以继日、不辞辛苦，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查阅3000多种典籍，引用1990种，完成了800万字的编纂工作。是什么支撑他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十年磨一剑”埋头苦干？说到底，就是一种负责任的精神。

　　负责任，源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出版是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文化、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方面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出版负责任，就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负责，就是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李思维能够淡名利、轻得失，因为他有理想、有目标、有追求。李思维主动接下“工作难度大、对个人发展效益低”的分典编纂任务，因为他认为这个项目有价值，值得干，要“发挥余热，为后人研究提供参考和极大便利，促进训诂学的研究发展”。在手术病床上，李思维放不下心，想的最多的也是害怕“会影响课题研究的进度”、不能完成这项有意义的项目。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心、使命感，李思维“做项目不要命”，肿瘤手术后，他“别的事情都记不清，只有《中华大典》的事务他记得清清楚楚”，终于做成了这件“有益的事情”。在建设文化强国的道路上，需要更多像李思维这样具有崇高文化追求的学者和出版人。

　　负责任，体现在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上。打造文化精品，特别是编纂像《中华大典》这样国家级的重大文化工程，必须要有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李思维在编写训诂分典过程中，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抄近道、不走捷径。为确保分典不遗漏任何有价值的史料，他辗转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图书馆，寻找古籍孤本，探求稀见珍本，查看未公开出版的稿本，有时在图书馆“一坐就是一整天”，唯恐因为自己的一点疏忽，影响书稿内容的丰富与准确。

　　负责任，需要有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的职业操守。在15年的编写过程中，李思维大部分时间在没有空调、电脑的工作室度过，“手边除了用了十几年的红色陶瓷杯、从家中带来的小台灯、一个小烧水壶，就只有一摞一摞的编纂稿”，校对稿完成时，这个穿着厚棉衣、戴着保暖帽、身体瘦弱的老人，平淡地说起自己最大的优点：有耐心，能沉下心。出版既是创新性很强的行业，又是案头性很强的行业，特别是做编辑的，书稿总是要一页页地看，意见总是要耐心和作者谈。坐得住、沉得下才能想得深、钻得进、做得好。当下一些出版人心态浮躁，急于求成甚至急功近利，什么快抢什么，哪个火跟哪个，“心思都在诗外”。许多内容平庸、面目可憎、形同垃圾的出版物，就是这些人鼓捣出来的。与这些人相比，李思维用5400多个日夜的坚持，诠释了文化人的职业操守，他的事迹犹如清风，让人神清气爽。

　　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抓质量就是抓繁荣、抓发展。近年来，我国每年推出图书超过40万种。量多不是坏事，但有质量的多，整体质量高的多，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和读者真正需要的。当前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我国文化产品的供求矛盾，有数量不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质量不高的问题。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要把抓质量放在第一位。提高质量、打造精品，是每一个出版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需要整个创作界、出版界共同努力。让我们以李思维身上体现出的负责任精神为榜样，下力气抓出一批有质量的优秀作品来，为时代和人民奉献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