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职能应是保护、保障、提升、弘扬文化，但权力本身不应成为文化的图腾与文化的老板。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官方语言，也是一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词。说的是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利用本地历史文化资源，如没有则利用大牌影视歌星吸引投资的一种惯用手法。于是，争抢曹操墓冢的有之，抢夺西门庆故里的有之，李自成的归宿像一部侦探玄幻小说结局甚多，李白到底死于何处众说纷纭。不管定论如何，只要能搭点边，特别是能在《史记》《后汉书》中找到片言只语的，当地政府即拨出巨款大兴土木，构建纪念场所。与历史文化无缘无分非亲非故的地方，便花巨资请那些文化名人与歌舞演员站台，算是给经济活动戴上了一顶漂亮儒雅的文化礼帽。在这里，文化似乎成了经济掮客。

　　本来，经济活动就是经济活动，大可不必那么羞涩，更不必那么不自信，大张旗鼓与理直气壮应是它应有的姿态和气魄。但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与“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经商总与铜臭，总与奸诈结合在一起而低人一等，必得扯一张文化的帷幔来予以熏香妆饰。另一方面，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有其原因和背景，主要是中国人穷，文化人也穷。穷则思变。于是政府与商人利用文化的招牌，文化自然也利用政府与商人手里的资本。一方说，文化不应贫困，文化人应先富裕起来。另一方说，经济不应单纯追求利润，应有文化内涵。双方文质彬彬，一拍即合。

　　当然，文化与经济不是截然分开的，一个是上层建筑，一个是经济基础，本就有天生的辩证关系。而且它们是互渗的。文化也可成为产品，有价格，可买卖；经济也含文化，彰显文化元素，讲究文化品位。然而，一旦政府以公权与公款介入，以强势媒人形象进行拉配，那么，市场就会搅乱，价格偏离价值就会愈演愈烈。走穴风行，各种中介公司满天飞，政府有关人员拿回扣，广告失实，伪劣低质文化层出不穷，坚守文化价值的得不到应有认可，坐暖冷石、皓首穷经的学者依然清贫，严肃的学术著作依然难以出版且稿费低廉，杜甫墓依然冷冷清清修葺维艰……出现了一幅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文化乱象。须知，金钱的崇拜能使文化降格，官场的庸俗能使文化变味。雨果说：“多办一所学校，就可少建一所监狱。”如果政府把那些钱用于办学，或者用于资助一些学子完成学业，资助一些学人完成创作与研究，或者把本地真正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弘扬，那才叫让文化不再清贫，为子孙铺垫福脉。

　　最近中央要求各地减少大型文艺娱乐活动，禁止各级政府用公款举办文化搭台活动，各路明星动辄几万几十万的出场费应声而落。这是使文化真正回归本位的重要举措。所谓文化，即以文教化，用文化产品告诉人们什么是善恶美丑是非好坏，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档文化回归到学校与学术，通俗文化回归到街巷与大众。高档文化政府应该扶持，如关乎民族文化传承的，事涉民族文化创新的，影响民族文化未来的，有重大文化理论价值的等等。通俗文化应交由市场，政府应该退出。如娱乐性消遣性即时性时尚性文化产品，大众需要即是它的生命，大众不需要即是它的终结。

　　由此推开去，涉及权力对文化的干预和影响。权力的职能应是保护、保障、提升、弘扬文化，但权力本身不应成为文化的图腾与文化的老板。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文化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诚哉斯言。钱学森之问其核心亦在于此。事实上，我国近年来每年上千的文化项目，逾万的歌曲，成百万的书籍，有多少能走出去传下去？

　　文化不能被绑架，也无须主动献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传播自有它内在的规律。文化如果没了尊严，成了权力与金钱的奴婢，这个社会还有何文明可言？毕竟，文化的高度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

　　（作者系湖南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