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陈旭岩大夫在8月6日《光明日报》“请医生说说心里话”栏目讲述的故事，我感同身受。

　　这几天，我身体出了点毛病，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输液。

　　不少正在住院的或以前的患者来串门，他们很仔细地问我的病情，叮嘱我“多休息”。有几个患者甚至根据自己的就诊经历，给我详细地列出了“注意事项”。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出院前专门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在青城山有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让我一定要过去住几个月，“好好调理调理”。

　　我当然不会去老人那儿住。然而，我真切地体会到，这样的关心让人的心里有多暖和。

　　这些年，内分泌疾病患者增加得特别快。有时候，门诊量在一年内就翻了一番。患者数量越多，我们“把科室做成国际一流内分泌临床和科研平台”的愿望就越强烈。白天临床坐诊，晚上搞研究，压力确实大。但无论怎样，“一切以患者为中心”这一点不能变。我们的医生和护士还是像以往坚持的那样，把自己的座机、手机都告诉患者。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我妻子也都是医生，我们都习惯24小时开着手机。晚上10点以后，亲戚朋友一般都不会再打电话了，但我们的手机铃声仍然会时常响起。电话大都是患者打来的，有些还是外地患者。当半夜或者凌晨来电话的时候，说实话我们也特别累。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个时候来电话，都是要紧的事、要命的事。这样的电话就是期待，就是信任。有时候，我甚至很享受这种期待和信任。

　　2011年中秋节那天，电话铃半夜又响了，只听一位糖尿病患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一个亲戚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吃了甜食后病情发作，已经昏迷。我判断这是非常危急的高渗性昏迷，马上联系救护车送患者到医院抢救。这位50多岁的患者后来康复得很好，每次来就诊都特别客气地感谢我们。

　　对于医生来说，亲手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那一刻，我内心真的会充满自豪感和满足感。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包治百病”，但我们可以让患者感觉到确实是在为他着想。内分泌疾病的患者容易并发焦虑，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他们对自己的病情有一个客观的了解，既不过分紧张，也不过于消极。

　　重庆市烟草公司一位30多岁的患者出现了甲状腺结节，自己总怀疑是肿瘤。去了几家医院，医生告诉她是甲状腺结节，她却老是问：“会不会是肿瘤？”检查结果本来很清楚，但她这么一问，医生也不敢肯定地下结论了——要是判定是甲状腺结节，万一今后恶变了，患者和家属会不会来找麻烦？医生的犹豫，让患者更紧张。到我们这儿检查的时候，她差不多已经“相信”自己得了“癌症”。心理压力这么大，对治疗是非常不利的。

　　看了检查结果，我肯定地告诉她，这是常见症状，只要配合治疗，问题不大。听到这些，患者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表情、动作全变了，连说话声音都大了。

　　客观地说，把病情说得更严重一些，可以少担很多风险。但为了让患者尽快摆脱焦虑，我愿意担这个风险。如果病情确实较重，也要如实沟通，让患者和家属知道我们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治疗过程。从医这么多年，我感觉患者和家属大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人们不能接受的，往往是医疗之外的事情。

　　有一位40多岁的患者，去年因为糖尿病和甲状腺功能减退并发心脏疾病住院。一天傍晚，他的病情突然恶化。科室的医生护士全部冲进病房抢救，包括一些下班已经走出了住院部、一些晚上要接着上班正在抓紧吃饭的医生护士。很快，我们就知道人已经不行了。陪护的家属说，患者的其他亲人还在路上往医院赶，希望能抢救到他们来了以后。我们尊重家属的意见，一直坚持抢救到8点多。

　　亲人离世，伤心大恸是一定的。没想到在家人进病房时，陪护的家属哭着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些医生护士已经抢救了一个多小时了，人确实是已经不行了……”我们听了特别感动。这个场景也让我想到，医患沟通不畅，主要可能不是医疗上的问题，更多的也许是医生态度上的问题。

　　我刚当医生的时候，有位老太太每个月要来看一次病，每次来都会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她在一个月里自测的数据。看病时，老人一页页翻给我看，所以每次她来看门诊，都要花一个多小时。外面候诊的患者难免着急、抱怨，我就出去安慰他们，向他们保证：“我一定给你们看完了再下班。”老人过来的那天，我一般都要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下班。

　　老人现在80多岁了，状况还很不错，每次过来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不放。她听不见，只顾自己说，说完了，再让我贴在她耳边大声和她说。老人的儿女说，哪天要是来医院，老人似乎特别期待，总是起得特别早，就像小孩子盼着去走亲戚一样。

　　有人说，医生往往会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当医生。我们则不然，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能当医生，当一名好医生。

　　（本报记者张国圣、通讯员曾理整理）

　　记者手记

　　“患者越着急，我们越不能着急”

　　本报记者 张国圣 本报通讯员 曾理

　　约郑宏庭采访时，听说他生病了，正在输液。原以为要再等一段时间，没想到他很快回了话：“来吧！输液的时候干不了别的，正好还有点时间聊一聊。”

　　采访地点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的郑宏庭办公室，一只手输着液的郑宏庭却总是在干别的。办公室的座机和他的手机不时响起，从对话中可以听出不少是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有时正打着电话，门口又会走进来两三个住院患者和陪护的家属，也有看门诊的患者顺道过来“看看郑医生”。

　　“对不起，对不起！”每次有人进来或者有电话铃声响起，郑宏庭都会对中断采访表示歉意。但一旦和患者聊起诊疗上的事情，他又好像忽然忘了对面还坐着另外两个人。“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有时会比较着急。”郑宏庭像是解释又像是道歉地说，“医生是他们的主心骨，所以他们越着急，我们越不能着急。”

　　38岁的郑宏庭年纪轻轻就成为教授、博导和大科室主任，他有着医学专家超乎寻常的冷静，也有着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热情。由于在学科研究中的突出成绩，去年4月，尚未担任过硕士研究生导师的郑宏庭，直接担任了博士研究生导师。

　　“医学需要高度的理性和冷静，但医疗一定要给人温暖和希望。”郑宏庭说，自己的理想是让整个科室像一个“家”，一个医生、护士和患者、家属共同的“家”。从医以来，他一直坚持向所有患者公开自己的座机和手机，坚持手机24小时不关机。他很享受医患之间那种毫无芥蒂、嘘寒问暖的氛围。为了提高为患者服务的整体水平，郑宏庭坚持每周开展“精品课程及疑难病例讨论”活动，每周四晚上还要举行全科室人员参加的“读书会”。

　　在他的努力下，内分泌科建立了基础实验室，科室的床位也已经扩展到了120张。“我们要整合一个学科的力量，竭尽所能为患者解决问题。”郑宏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