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领域，宽容是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对称关系的结构性反应，此时的宽容，只可能是权力资源的占有者对匮乏者的顺向怜悯。

　　对于一些长期生活在压抑状态下的人们来说，宽容是一个极其美好的字眼。曾有一段时期，人们豪情万丈地呼吁着宽容，要求多一点宽容。一直到现在，这种声音也未曾断绝，甚至还常常听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激情表白。

　　从人类通往自由之路的漫长历史来看，宽容在其中确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宽容的呼吁往往是争自由者发出的第一声呐喊，一旦这样的呐喊被封冻，争自由的壮举就会胎死腹中。宽容是通往自由之旅的坚实步伐，是沟通强势者和弱势者的桥梁。然而桥梁毕竟只是桥梁，宽容不是自由本身，它不能代表彼岸，它不能代替自由。

　　而《人权论》的作者潘恩曾说：“宽容并非不宽容的‘反对’，却是不宽容的‘假冒’，二者同是一种虐政，一个自居有阻止良心自由的权限，一个自居有给予良心自由的权限”——他们从西方宗教自由化的历史中，发现了宽容的伪善面目，他们洞见到宽容恰恰是来自于不宽容，来自于一种“自居有给予良心自由的权限”的不宽容。只不过这种不宽容经常穿上宽容的华丽外衣，蒙蔽世人的眼睛，让人无法辨认出其“虐政”的嘴脸罢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对宽容的呼吁，往往是弱势者面向强势者的吁求，是屈躬于不堪之境者向打压造就其不堪者的陈诉。弱势者憋着满腔的酸苦，要求掌握“发放”宽容的权力者——“给黑暗的屋子留个窗”、“让更多的风，更多的阳光进来”——弱势者是不可能叫唤“把这鬼屋子打破、砸碎、搞毁”之类的话的。因为弱势者呼唤的仅仅是宽容，是将一寸之暗变为半尺之明，这是弱势者的悲哀，更是宽容本身的悲哀。弱势者无法享受到“风”和“阳光”，他没有“窗子”，于是他呼唤，而作为人类基本价值的宽容精神，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千呼万唤难出来”，这实在不是对它的赞美，而是莫大的讽刺。

　　在生活中，宽容更多意义上是个体之间的伦理行为，是试图与他者进行沟通与对话的理性或情感表达，是私域范畴内人际关系的自我调节机制，是企图构建和谐交往网络的心理反应，它建立在个体与个体的平等基础之上。而宽容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则与私域完全不同。

　　在公共领域，宽容是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对称关系的结构性反应，此时的宽容，只可能是权力资源的占有者对匮乏者的顺向怜悯，而不是相反的逆向表达。显然，只有国王宽容农夫而不可能是农夫宽容国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宽容常常表现为手握权柄者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一种策略性恩赐。它或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计上心头阳谋在胸，将怒容转变为笑颜，五官稍稍活动而面孔狰狞依旧，这样的宽容只可能是一副洋洋得意的嘴脸，只可能是一种气焰嚣张的跋扈。这样的宽容，有历史感的人能够深深体会到其中的苦与辣。这样的宽容，只能说是一种跋扈。

　　而面对这样的跋扈，弱势者只能如匍匐在龟裂之地、祈求雨珠降临的古时农民，他们心中无法有太多的奢求，只希望强势者能够洒下宽容的雨露，让干渴的大地能够获得点滴的滋润，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得到的也常常是一拨又一拨的怒斥与鞭挞，一次又一次的驱逐与清理。 弱势者如此卑琐无力、委曲求全，强势者又是如此洋洋自得、气焰嚣张，这就是宽容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宽容。（作者系北京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