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及其代表作《盛世危言》

　　历史上，吏治始终关系着政权的稳定。因此，在研究清王朝兴衰的过程中，吏治无疑是一个重要方面。晚清时期，众多思想家、改革家、实业家乃至革命家大都对清朝吏治做过具体而切实的观察与分析，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其中，郑观应的观察就颇具代表性。郑观应是晚清著名思想家。在长期的实业、政界生涯中，他注重了解中外形势，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忧心国家和民族命运，致力于探讨国家富强之策，留下了大量可贵的文字，形成了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一系列著名篇章。他对晚清吏治腐败的揭露与抨击几乎涵盖了政权赖以存在的所有方面，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清代历史不无裨益。今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军队是任何政治集团获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支柱。郑观应长期考察清代军队的发展并进行中外对比，不仅对原有的八旗、绿营早已腐败不堪、丧失抵御外侮及护卫政权的功能有深刻的认知，尤其对光绪中期刚刚组建的北洋海军的腐败深恶痛绝。郑观应在甲午战败后指出：“余尝与海军诸将领相识，亲见其意气自豪，嫖赌是务，不但海道图、海战阵法有所未习，即船中枪炮若干，机器何名，问之亦茫然也。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姬，或多娶小妻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他引用德国人发现日本在拆卸掳去的北洋军舰时，“舰身尚坚固如常，惟机器已多锈坏”的事实，印证了海军将领“溺职素餐”，发出“噫！欲此辈效命於洪波骇浪中，视死如归，岂不难若登天哉”的感叹。

　　晚清时期，工业、交通、邮政、矿业等新兴工业陆续开办。开办方式除少量民间“商办”外，规模较大的一般都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本来，采用“官督商办”是官民双赢的方式。然而，随着官方势力介入的加深，官场的种种恶习却严重阻扰和破坏了工业的发展，严重损害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核心是在企业中官有权而民无权。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他们“多是官场中人，官气难除”，对于“商务率皆瞶瞶，所委任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亲戚即其私人，甚至挂名局内，乾领修金不知凡几，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矣”。

　　郑氏对于清朝官方以“官督商办”控制企业所造成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指出：官方派出名目繁多的督办、总办、会办“多无经历，只知假公济私，通同作弊。昔本穷汉，今成富翁，起居拟于王侯，锱铢等于泥沙，高楼雉列，大厦骈连，甚至叉麻雀、摇色宝、一掷千金，酒地花天，缠头浪费，孰非股东血汗之资？惟股东势弱，敢怒而不敢言”。腐败的清廷，将“官督商办”变成了官方压榨、吸吮广大股东血汗的工具，郑氏不得不发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的浩叹。

　　郑观应由此深切感受到清代政界的昏暗。他说：“余见今之政界，奔走钻营者蒙卓声，谨守廉俭者沉散秩；奸巧辣手者鹊起，忠厚慈心者蠖伏；标榜者，伐异党同，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孤立无援”。晚清官场已成一个投机、黑暗、腐臭的酱缸，清廉、实干、亲民者难以立足。他“尝见置身通显者，往往因清廉而致终身贫苦，未闻有人奖励；因贪墨而致毕生厚富，未闻有人黜罚。世上既无赏罚，既无是非，廉耻道丧，实业安得振兴乎？中国安望富强乎？”

　　郑观应曾对清朝吏治做过冷静分析。他对比清代吏治前后的变化说：“雍乾时作吏者其将赴任也，必先虑律例之不谙，词讼之不决，胥吏之未易驯伏，缉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然惧为宗党羞；今则所虑者，陋规之不丰耳，钱漕之不多耳，亲与友责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趋承之烦耳”。这里，既描述了清代早中期与后期为政者在素质、能力上的变化，更强调了他们在道德、社会责任方面的差异。

　　郑观应认为：“国家设官，本以为民”。在专制政体下“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然而，晚清社会官吏早已成为压迫、剥削民众的虎狼之辈。官场的现状是“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使有廉能之吏想兴利除弊，往往遭到官场同僚的排挤与倾轧：“做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钳口侧目而无如何也”。这活画出一幅晚清官场的百丑图。其结果必然是官民对立、社会动荡。

　　晚年的郑观应随着清末社会矛盾的激化，眼光更为敏锐，开始将专制政体作为吏治腐败的根源进行批判。他指出：“盖专制政体，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无不各为其私，无公益心，无爱国心”。他进一步反问：“国不爱民，而欲民之爱国，有是理耶？”郑观应的揭露和批判，暴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腐朽。清王朝专制政权之所以迅速土崩瓦解，吏治腐败、官逼民反应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