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签字，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完成了祖国大陆的完全统一。西藏和平解放开辟了西藏历史的新纪元，促进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为西藏和平解放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果断决策，为祖国统一大业、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果断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1949年2月初，毛泽东就指出，西藏问题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考虑和筹划也逐渐明晰具体。

　　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的李觉收到信后，立即呈送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是挫败西藏反动上层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掀起“西藏独立”逆流的迫切需要。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人的唆使下，企图乘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搞独立。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加紧策动了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阴谋活动，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想把西藏作为遏制新中国崛起的一个基地。

　　针对西藏分裂势力与帝国主义势力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作出进军的决策是十分英明的，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没有人民军队是无法实现的。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是顺应爱国力量期盼解放西藏的迫切需要。新中国成立，对西藏爱国人士是巨大的鼓舞，他们热切盼望中央人民政府早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十世班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热忱拥护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广大藏族同胞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在西藏，不爱国的是少数受帝国主义唆使的反动上层。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顺应了人民的愿望。

　　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是彻底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西藏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解放西藏人民，必须由一支人民的军队来实施。

　　二、确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1949年相继有湖南、宁夏、新疆、云南、西康等地的国民党军政官员高举义旗，停止抵抗，使这些省区得到和平解放。同时，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得长期侵略西藏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很快予以承认；继承英国在西藏殖民利益的印度政府于1950年4月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形势下，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已有一定的可能性。

　　中央在确定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1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集藏族各界人士座谈解放西藏问题。朱德副主席在会上重申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人民的决心，他指出：西藏问题最好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不得已时才用兵。2月25日，中央发出指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同时，中央指示西南局，同意“派志清法师赴西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他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志清法师一行在金沙江东岸被藏军阻止。5月3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以十四世达赖长兄当才活佛为团长的劝和团，在藏北那曲被西藏地方当局扣留。随后，格达活佛进藏劝和，7月24日到达昌都被扣留，8月22日遇害。

　　5月27日，西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由邓小平亲自起草，提出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

　　这份历史性文件，由西南局报到中央后，立即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十条政策以不同形式传达到西藏，受到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拥护。

　　三、实施昌都战役，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

　　10月6日昌都战役开始，24日胜利结束。昌都战役打垮了西藏地方当局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的主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反动上层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梦想，鼓舞了西藏的爱国力量，顽固派的态度开始动摇，出现分化，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终于开启。

　　昌都战役后，西藏反动上层在军事、政治上全面失利，亲帝分子摄政达札被指责，出现了要求他下台的呼声。10月25日起，西藏地方政府连续召开官员会议，顽固分子主张“同共产党血战到底”，另一些人和三大寺堪布提出和为上策，会议上争吵、指责不断。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只好由降神、占卜解决。降神的结果是达札辞去摄政职务，由十七岁的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达札下台，是对亲帝分裂势力的沉重打击，对和平解放西藏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仍然在上层实力派手中。12月19日，西藏地方政府再次召开官员大会，决定将噶厦一分为二，组成拉萨留守噶厦；十四世达赖带着30多名主要官员，于当日离开拉萨，到亚东建立噶厦，伺机出走印度。

　　1951年1月2日，十四世达赖一行到达亚东。1月11日召回夏格巴等人举行官员联席会议，汇报动态，讨论形势。当听了夏格巴等人的汇报后，会议认为“搞西藏独立”没有希望，抵抗会失败得更惨，作出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的决定。从4月29日到5月21日，双方代表经过20多天耐心、友好、充分协商，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协议签订。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当晚举行宴会庆祝协议签订。5月28日，班禅额尔德尼及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人员发表声明，拥护协议。30日，十世班禅致电十四世达赖，表示愿意与之精诚团结，为实现协议而努力。

　　和谈期间，西藏代表团一直和在亚东的十四世达赖及噶厦官员保持电报联络，重大问题表态都得到同意。31日，阿沛·阿旺晋美又致电十四世达赖和噶厦，报告和谈经过和协商内容。但亚东噶厦表示，在未看到协议正本之前，不对协议表示意见。

　　为了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毛泽东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经香港、印度前往亚东，劝十四世达赖返回拉萨。张经武携带着毛泽东写给十四世达赖的亲笔信，于7月14日到达亚东。次日会见十四世达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协议抄本交给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帮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十四世达赖问候毛主席身体健康，表示要马上返回拉萨。1951年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

　　四、协议把西藏引向光明的未来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是毛泽东思想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生动实践和具体运用，为西藏开辟了光明的前途。

　　按照协议规定，在西藏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在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社会改革。完成这些任务，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第一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主权，巩固国防。第二是把西藏人民从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同时，协议还规定了其他一些重大事项，具体有：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统一战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

　　协议为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在西藏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确定了基本框架，为解决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的问题、为社会变革提供了依据；为怎样对待西藏上层集团、怎样对待宗教、怎样改变西藏的落后状态和贫困的民生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尤其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成立西藏自治区提供了前提条件。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团结，使党在西藏的政策既符合实际，又占领了道义制高点，可谓高瞻远瞩。谁不执行协议，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总设计师，也是把西藏引向光明的设计师，其历史功勋已经载入史册，铭刻在西藏人民的心中。

　　（作者为西藏社科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