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赵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法自毙”几乎成为儒家对商鞅的经典评价，遂有“耻与商韩为伍”之说。这种评价公允吗？

　　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明的轴心认知是以儒家为中心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实。《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一书，超越儒家立场，给商鞅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一场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变法

　　在群雄乱舞、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之世，儒家学说经孔子的发扬，成为各诸侯国之显说，然而孔子始终遇不到真正的王者，于是只能自诩“素王”。儒家提倡克己复礼，然而当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儒家无法以儒家的方式阻止战争，也无法缔造秩序。正是在战国之严酷现实与儒家学说之投效无门背景下，法家登场了。如果说战国的逻辑本身就是力的逻辑，法家不是要像儒家那样“催眠”人欲和权力，而是承认、“唤醒”并规范之。这一性恶取向的理性认知恰恰是法治的逻辑起点，是对儒家道德意识的去魅。

　　那么法家哲学家商鞅与秦国国君孝公何以相遇呢？作者在书中详细考察了商鞅入秦之前的政治经历。商鞅本是卫国没落贵族，最初投效于魏国国相公叔痤门下，担任秘书性质的中庶子。虽有公叔痤的竭力举荐，但魏惠王蔑视出身低微的商鞅，使其郁郁不得志。这反映了各诸侯国仍局限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儒家之仁虽有不彰，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魏国虽有吴起变法，但对于等级制度触动不大。恰此时，秦孝公发布《求贤令》，诚心正意，山东士子一时瞩目。作者详细考察了秦国的特殊历史和立国精神：其一，秦人苦难深重，复兴之志昂扬；其二，秦人文化落后，变法之途易通；其三，秦人尚武勇毅，军国意识强烈。这样，卧薪尝胆之秦公与矢志变法之法家商鞅相遇，二者心心相印，一场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变法拉开帷幕。商鞅“耕战”之顶层设计、新法之规则体系、执法之严格平等、护法之矢志不渝，成为后世变法改革者获取勇气与智慧的宝藏。

　　●“徙木立信”凸显法治国家必然是信用国家

　　秦国虽文化落后，然世族结构森严；虽尚武勇毅，然私斗之风盛行。这就导致商鞅直接面对两种类型的不守法群体：一是传统贵族；二是山野刁民。面对如此政治状况，变法首要任务就是树立法的权威，而权威之根本在于信义。“徙木立信”就是树立法律权威的典型事件。据作者考察，这一做法并非商鞅首创，而沿袭自吴起。起初百姓自然是半信半疑，认为官府不可能信守承诺。商鞅深明人性，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有人徙木，官府立时兑现，法律权威从此奠定。

　　这一做法给我们的法治启蒙或普法工作以极大的启示，那就是官府守法或守信是法律权威的重要保障。如果官府立法而不守法，许诺而不兑现，那么民众就无法建立对规则的信任，就无法以规则思维与官府互动，法治就只能是统治的方便工具，而不是官民一体遵守的客观规则。所以，法治国家必然是信用国家，其首先考验的就是政府信用。

　　商鞅自然明白法律权威的牢固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徙木立信”只是一个开始。新法随后遭遇到了两次更加严峻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对于商鞅之命运有着决定性影响。

　　●“作法自毙”，恰恰表明了商鞅立法的成功

　　作者谓商鞅以“徙木立信”始，以“作法自毙”终。后一用语几乎成为儒家立场的经典评价，遂有“耻与商韩为伍”之说。秦因商鞅而强，统一六国，秦火使儒家之道与肉身均历经最严酷劫难，儒法之不相容遂成定论。不过，“作法自毙”其实可以有法家立场的解释：这恰恰表明了商鞅的成功，他的立法已经深入秦国官民的内心，成为社会一体遵守的规范，无人例外。如果店主因为商鞅特殊身份或商鞅许以厚利而隐匿之，则秦法之权威立丧。尽管商鞅不得不露宿街头，但其内心未必没有惊喜和安慰。所谓人亡法存，对于伟大立法者而言，肉身之存在并非第一要务，关键在于法的存续。商鞅之死于秦法而言，他以身死而承担了全部的贵族怨恨，使之不对准秦法。

　　商鞅之法不仅存于秦，亦存于汉乃至后世万代。汉虽尊儒，然承秦制，霸道王道杂之。董仲舒虽顺势弘扬儒家，重新确立儒家在文明教化、社会治理与官员道德上的规范性地位，然汉武帝的精神世界实质上是儒法合流的，而在国家理性与政治架构上依然秉承法家。儒家亚圣孟子尝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谓对儒法关系的合题式总结。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概括了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条件：有能力国家、法治和责任制政府，明言中国对于有能力国家之建构开世界先河。这一政治成就从历史渊源上显然要归功于法家和秦制。

　　（作者为北航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