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鹤年[加]

　　中国梦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就对比的意义而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的道路、精神、力量。我们的梦与他们的梦分别是什么？

　　表面上看，梦是虚的，正如理想是虚的，但是没有梦就没有憧憬，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憧憬与方向是种追求，是实际行动的导航。过去百多年西风东渐，近现代中国其实接触了很多西方的梦和理想，但中华文明也有很多宝贵的内蕴与精神。西方以什么作为导航？中西有什么可以互补？先看看它们的追求，然后反思我们的出路。

　　西方文明中的“性格分裂”

　　西方文明是个求真的文明。古希腊哲学家追求真理，基督教崇拜真神。他们的求真是非常系统，非常有逻辑的。因此，真与不真不能共存，凡真都是唯一的。“唯一真”深深烙印在西方人的文化中，他们在理性上不能接受矛盾——矛盾的理论一定是有错；在情感上不能忍受矛盾——矛盾的事情一定要解决。西方人坚持其信奉的东西是唯一真，无论是宗教、科学、历史或主义。“唯一真”文化的正面是忠贞、刚毅、慷慨，负面是极端、排他、扩张。这是西方的文化基因。

　　16世纪宗教改革开启了西方现代文明，定位于“人”。首先，法国笛卡尔（1596—1650）的理性主义确定了人的思想是认识世界和判断真伪的基础。理性的自主权是绝对的，即人类的知识是没有所谓学术权威或传统权威的，只有理性权威。人类对真的认识全靠内在的“天赋理念”，也就是早存于每个人心里（思想里）与真理发生共鸣的能力：越是真理，越能引发心里的共鸣。这种天赋人人都有，能够与真理共鸣，是泛人类的，因此，在真理面前人类是相同和平等的。这套成长于欧陆的理性主义有浓厚的“泛人”理想。与之相对的是，英国洛克（1632—1704）开启的经验主义则坚持求真只可以凭官能。但由于每个人官能的认知能力不同、身历的经验也不同，因此每个人对真理的认识都不一样。不同的个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都有不同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经验，归纳出不同的真理认识。因此，经验主义有浓厚的“个人”意识。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各自将泛人和个人视为唯一真，几百年间从未停止过争论，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在个人与泛人之间踉跄，西方文明患上性格分裂症。随着不同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的组合，自由（个人）与平等（泛人）两套意识冲突不断。具体可以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情况来谈。

　　英国独特的岛国民族性格是经过上千年的内外战争磨练、凝聚而成：功利现实，阴柔深虑。17世纪的内战与乱世使英国人对人性悲观，因此特别关心人身安全与私产保障，很自然地是求稳为纲，妥协为用，慢慢地产生一套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目的、以民主制度为手段的英国模式。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虽是斗缠不清，但重心放在自由。具体而言，是自由主义者通过民主手段去扩大自由，然后用法治手段去约束民主以保卫自由。这套意识形态在道德、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强调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随着英语文明的扩张支配世界。

　　法国路易王朝的光辉和雍雅培植了法国人豪放浪漫的性格；深厚的天主教传统又滋养了法国人博爱悯人的理想。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反特权，也就是追求平等。但启蒙运动引入的英式自由思想激发了法国人对自由的幻想。革命者对特权是一清二楚，但对自由只有一知半解。浪漫的性格、乐观的心态与泛爱的情怀终使革命不自觉走上极端。对平等的积极加上对自由的误解导致了恐怖统治，吓坏了法国人。时至今日，虽然自由主义是全球的大气候，但在法国，人人平等仍先于个人自由。英国是在自由下搞民主，所以叫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法国则叫自由与民主（libertyanddemocracy）。

　　美国独立的借口是英国议会未经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同意而征税，可见独立的理由主要是经济，尤其是经济自由。早期开发北美洲的清教徒追求自由，抗拒权势，一方面有宗教少数派的恐惧感，一方面有神之特选的使命感，构成一种个人自由意识和刚愎自用心态的奇妙组合，渗透整个美国文化。美式自由民主是以民主手段去扩大个人自由，以分权而治、互相制衡去约束民主，以免它威胁个人自由。与英式自由民主相比，可谓青出于蓝。独立与建国期的时代心态是乐观与功利，这才得以在这片新大陆大展拳脚。多元的美国民族性格浪漫，认为他们居于“山上之城”、道德之邦，有责任向全球显示和宣扬它的道德与风范——这是我理解的美国梦。

　　我们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西方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国。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西高东低地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是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多年西风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这幅图当然非常粗略，但泛观西方诸国在自由与平等的启蒙时刻和日后发展的过程中的历史背景、时代心态与民族性格，东西之别不是全无道理。

　　现今，英语文明是世界主流，以美国为龙头的西方世界中，“美国梦”就像磁石般吸引千万人移民、取经。这是个什么样的梦？最简单的说法是“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可以凭本领达到成功”。“自由”指竞争；“本领”指强者；“成功”指名利。可以说，美国梦是“强者自由逐利”的梦。成功是诱人的，逐利是刺激的，关键就在于你是不是强者。对美国人自己来说，如果你是强者，你的确可以自由发挥。但如果你不是强者，那可就苦了，只有挨打。更讽刺的是，你不想挨打也不成，因为你没有自由退出。生物界的弱肉强食是弱者做了强者的营养料，全无浪费。对美国经济来说，自由竞争浪费资源。经济的优胜劣汰使失败者的投入与产出全部作废。对美国社会来说，自由逐利的结果扩大了贫富差距，自由逐利的心态加深了富骄贫愤，怎得安宁？对全球来说，美国梦的成本是由全球来“买单”的，特别是如果你也想做美国梦。美国是你的偶像，你是它的“粉丝”，你向往其文明，模仿其行为。它的经济浪费通过它支配的全球分工转移最终也由你承担；它的社会不公通过它输出的逐利文化变得理所当然；而你吃了亏还感谢它让你分享它的梦。美国梦是为强者而设的。它的成功是建筑在无数失败者的牺牲之上。高度异化、高度浪费、高度张力使它势难持续，但最要不得的是它对弱者的冷漠，对异己的排斥，这是“为富不仁”。

　　中国梦的“中庸”、“大我”和“性善”

　　在全球沉醉于不能持续（起码不能全球持续）的美国梦之际，中国要找一套与它“不同”而又“不争”的理想才能够避开西方的猜疑和敌视，为自己创造发展的机会和成长的空间。我相信，相对于唯一真的“中庸”、相对于个人的“大我”、相对于性恶的“性善”可以是中国梦的特征。

　　唯一真的文化基因使西方人把自由与平等视为必然的矛盾，不能共存。但是人类的思想、感情与行为往往纵横交错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些人生和人间的现实，不可能一刀切地解决，只可以不断地平衡。中国传统的“中庸”有较大的包容性，对同异、矛盾的处理有较大的空间。中庸的不偏不倚不是西方式的妥协，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适度与和谐。打个比方，西方人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瞄准射靶，不闭着一只眼睛不成，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把目标、枪准和眼睛连成直线，才能打中。对准目标、积极追求是西方典型。但是闭着一只眼就很难穿针引线，必需双眼同时用，因为两只眼睛才有两个视角，才能看到纵深，才能看出线与针孔的关系，才可以把线穿上。建立关系、维持平衡是中国典型。一只眼睛看得比较清楚，两只眼睛看得比较全面，但要又清又全才算掌握真相。在唯一真文化的西方坚持人人自由之际，中庸之道教我们建立和维持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关系。在西方坚持法治之际，中庸之道叫我们建立和维持法治与人治的平衡关系。妥协是利益博弈下的取舍，中庸是原则指引下的平衡，关键就在于遵循什么原则，而大我与性善就是很好的原则。

　　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气候下，个人自由的膨胀把人人平等挤出去。西方有识之士也明白这是个不可持续的局面。他们极想找到一套可以平衡个人与人人的文明范式。中国的大我理念是中国的特色。在逻辑层面上，大我与小我是同时独立与统一于“我”，是对等而不是对立。大我是我，小我也是我，各有自身的价值，也有相应的义务。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对等。

　　其实，小我、大我都是人的天性。但小我性显，无须鼓励；大我性隐，需要鼓励和栽培。大我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中生存空间很小，但他们的小我世界又是不可持续。中国应该发扬大我，特别是理性的大我，也就是聚焦于发掘人类共享的经验和共有的期望。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有更多的认识、更大的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理性的大我底下，人人会更认识我，包容我；我会更认识人人，包容人人。大我与小我相得益彰：小我（个人）的利益会因为得到大我的认许而取得更大的保障，大我（人人）的利益会因为得到小我的支持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西方文明对人性比较悲观。两千多年的原罪心态加上英式自由主义起源时的惨痛历史，驱使他们依赖法制去约束堕落的人性。中国的孔孟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乱世，理应也是对人性没有信心，但孔孟的伟大就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底下提倡仁政，以道德去教化人，因此有性善、民贵之说。

　　人类行为有多种制裁方式。最高是道德制裁，是种自制，不是人人可达；最低是法律制裁，是种强制，是无可奈何。中国传统倾向社会制裁，是种互制，几千年来维持着地方上的安宁。广大而复杂的中国社会单靠法律是不会太平的，只会制造酷吏或刁民。健全的基层组织才是关键，无论是乡绅父老或居民委员会，在血缘或共同利益的凝聚下，平衡法治与人治，发挥互律和共勉，才有真正的国泰民安。西方文明聚焦于抑恶，中华文明不忘扬善。西方强调法制，中国强调教化。两者不可或缺。

　　西方是智者的文化，重真；中国是仁者的文化，重善。相对于西方，中庸能使我们不走极端，在原则指引下保持平衡。什么原则？大我原则要我们保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平衡，既保障了个人也丰富了整体；性善原则要我们保持法治与人治的平衡，经互律和共勉去达到国泰民安。在中庸调节下，大我与性善聚焦于适度的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中国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国富兵强，威慑四邻；也可以成为伟大的国家——海纳百川，惠泽八方。中华民族的中庸性格、中华文化的大我与性善内涵使我们能够创出与西方不同但又不争的新局面。因此，中国梦是仁者之梦。

　　（作者为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城市与地域规划学院荣休院长，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