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锦还乡 资料图片

马前泼水 资料图片

一

　　当年，项羽率军攻占咸阳，火烧秦宫，劫掠了财宝就往老家彭城赶。有人劝他说：“关中这块地方，土地肥沃，又有山河为屏障，是建都成就霸业的好地方。”项羽却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从此，就留下了一个成语：衣锦还乡。

　　凡夫俗子也同样有着“衣锦还乡”的想法：得势后一定要在家乡父老面前炫耀一番，否则总觉得有些遗憾。

　　那么，普通人为什么会有强烈的“衣锦还乡”情结？我想原因有二：其一，家乡人了解自己的底细，发迹前后的巨大反差更容易在父老乡亲面前得到羡慕；其二，世上总有势利的人，一个人在困厄之际难免会遭受轻视，于是，某些人发迹之后“衣锦还乡”的做法就有点“心理报复”的味道——你们当年轻视我的时候可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吧？

　　历史上有许多故事反映这种情结。西汉的“朱买臣休妻”就是一例。朱买臣未发迹前家境贫困，靠砍柴为生。他喜欢读书，担柴时也边走边吟唱。其妻觉得砍柴很丢人，屡次阻止他在担柴时吟唱诗书。可朱买臣依然故我，妻子觉得朱买臣不靠谱，要求离婚。朱买臣无法挽留，只好任凭她离去。

　　后来，朱买臣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官拜会稽太守。赴任之际，会稽的官员将欢迎仪式搞得很隆重，在欢迎的人群中，就有朱买臣的前妻。见朱买臣风光无比，前妻请求与朱买臣复婚。朱买臣叫人将一盆水泼在地上，对前妻说，你若能把倒在地上的水收起来，就可复婚。前妻很羞愧，最后自缢身亡。这个故事既是劝人不要太势利，以免像朱买臣之妻那样后悔莫及，同时也从侧面表明，衣锦还乡往往意味着能够享受莫大的荣耀和心理满足。

　　与朱买臣际遇相似的还有战国时期的苏秦。他最初以“连横”的主张游说秦惠王，没有成功，游说资金也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时“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最需要的就是理解和安慰，可是，家人给他的却是情感打击，“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刺激之下，苏秦更加发愤读书，一番努力之后，最后以“合纵”的主张成功游说了“山东六国”。

　　发迹之后，他挂六国相印，途经家乡，家人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了，“妻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苏秦的慨叹可以说是对世态炎凉的极佳概括。

　　正因为发迹前后的反差太大，所以很多人才愈发追求衣锦还乡的成就感和荣耀感。这种追求总让人感觉境界不高，心态不够豁达。

　　二

　　那么，有没有一种超越衣锦还乡的高尚情怀？

　　有。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所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主旨就是颂扬韩琦的这种人生境界——“不以昔人所夸者（即衣锦还乡）为荣，而以为戒”。这是为什么呢？请看欧阳修的解释。

　　欧阳修欲扬先抑，说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返回故乡，这在人情上是光荣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士人在仕途不通的时候，困居乡里，就是那些平庸之辈甚至小孩，都能够轻视欺侮他。就像苏秦当初不被他的嫂子礼遇，朱买臣被他的妻子嫌弃一样。可是一旦发迹之后，坐上四匹马拉的高大车子，有旗帜在前面导引，有骑兵在后面簇拥。街道两旁的人们，并肩接踵，一边瞻望一边称羡。而从前那些庸夫愚妇，则恐惧奔跑，汗水淋漓，羞愧地跪在地上，面对车轮马蹄扬起的灰尘，十分后悔，暗自认罪。这些人发迹后得意扬扬的表现，就是像穿着锦绣服装回到故乡那样荣耀。

　　随后，欧阳修笔锋一转，引出了韩琦。他说，可是大丞相魏国公韩琦却不这样。韩琦是相州人，他的先祖世代有美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官。韩琦本人年轻时就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因此，对韩琦来说，他很早就得到了世人艳羡的富贵，并不像曾经有过困厄经历的人那样，是靠时来运转才发迹的。

　　更难得的是，再高大的旗帜，也不足以显示韩琦的光荣；再高的官位，也不足以显示他的富贵。

　　那么，韩琦的荣耀和富贵要靠什么才能显示出来呢？欧阳修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意思是说，只有用恩德施于百姓，而功勋延及国家，把这些镌刻在金石上，并用诗文传播到四面八方，使他的好名声传于后世而无穷无尽，这才是魏国公韩琦的大志所在，士人对他的希望也是如此。

　　与这样的大志向、大气魄相比，普通人那些夸耀于一时、荣耀于一乡的“衣锦还乡”是否显得有些狭隘呢？

　　最后，欧阳修才交代写《相州昼锦堂记》一文的缘由。宋至和年间（公元1054年—1056年），魏国公韩琦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兼任相州地方官，在官府的后园建造了一座“昼锦堂”，并在院内的石碑上刻诗。诗中认为，过去像苏秦、朱买臣等人那样，以计较恩仇为快事、把衣锦还乡视为荣耀的做法是可耻的。所以，韩琦“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即他不把前人所夸耀的“衣锦还乡”当作光荣，却以此为警戒。所以欧阳修才感慨地说：“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欧阳修进一步说，韩琦所以能出将入相，成为“社稷之臣”，原因就在于他思想境界高远、心量广大。把他的丰功伟绩铭刻在钟鼎之上，谱写在诗歌之中，这是国家的光荣，哪里又仅仅是相州一地的光荣啊。欧阳修还称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相州昼锦堂记》构思新颖，写法别致，堪称优秀散文之典范，而韩琦的人生境界亦堪称世人之楷模，文因人而成就佳构，人因文而美名远播，二者诚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三

　　韩琦和范仲淹、欧阳修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史书记载，韩琦“相三朝，立二帝”，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北宋防御西夏、契丹及改革行政积弊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有贤相之名。韩琦弱冠之年即考中进士，在担任谏官之时就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后来，他与范仲淹一起经略西北，史称“韩、范”。当时的边塞上传诵着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北宋与西夏议和后，韩琦入朝为执政大臣，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一起成为主持“庆历新政”的重要改革派人物。北宋至和年间，韩琦“归判”相州。按照唐宋两朝的官制，以高官兼较低职位的官称为“判”，“归判”即被“判”到自己的家乡为官，这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荣耀——因为它可以很好地满足一般人所谓的衣锦还乡的心理。就是在这时，韩琦建了昼锦堂，提醒自己不要堕入普通人“衣锦还乡”的庸俗思想之中，而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以服务苍生和社稷为己任。至和之后，韩琦又得到了两次“归判”的殊遇，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莫大的荣耀了，可是韩琦“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三次“归判”之荣在他看来不过是“浮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