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科

　　一个行业的不断发展，离不开从业者的齐心努力，也离不开相应条件的必要保障。中国曲艺的繁荣发展也是如此，自身业态与社会生态的发育程度，一直影响甚至决定着它的发展演进水平。环顾2013年度的曲艺发展状况，有关自身业态的结构性运行问题和整个行业的环境性发展要素，非常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并深入进行思考。

　　首先，从自身业态来看，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条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和艺术消费习惯的多样化转换，本年度曲艺的演出市场依然延续着往年存在的萧条局面。特别是传统的直接面向观众的日常演出，仅在民营班社和商业化书场里不同程度地进行。国有曲艺表演团体的市场化经营，依然主要是在国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政府采购范围之内维持运行。而且，无论国有团体还是民营班社，大多是为着挣钱吃饭而辛劳奔忙，较少进行创演投入或充电培训，导致新人新作特别是精品力作极难出现。许多国有曲艺表演团体在内部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结构的配备上，重表演轻创作，重主演轻伴奏，重经营轻培训，重消费轻积累，有的甚至干脆不养曲本创作人员，撤销专职伴奏乐队。为了应付演出，依靠环声MIDI代替伴奏表演。有的团体更在曲艺表演中大面积引入伴舞，大范围利用声光电装置和实景化道具。这既违反自身艺术规律，又破坏自身行业生态，出现诸如曲本荒、创作和伴奏人员荒等恶性循环的可悲现象。结果只能是瘸子走路，难以协调；短板明显，不利发展；只顾眼前，无益长远。再加上曲艺教育链条不够完善，致使创作、表演、伴奏等各类专业人才无以孵化，绝大部分的从业人员，仅仅是由于个人的爱好而转身入行。这种缺乏入行门槛的尴尬状况，只能造就缺失专业基础的从业队伍。在作为第一资源的专业人才普遍缺乏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情况下，指望一个行业能够高点起飞或者有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本年度一些德高望重的业界大家如沈阳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金炳昶、天津的相声女杰于佑福、武警部队的中年相声骨干王平、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得主四川金钱板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邹忠新、天津著名的工人曲艺家京东大鼓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董湘昆、上海说唱表演艺术家黄永生等驾鹤西去，而明星新秀难见涌现。

　　其次，从生态环境看，由于曲艺行业正常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基础条件不很健全也不够完善，尤其对于曲艺的专业教育和文化传播，缺乏相应的机制保障，包括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环节的“缺位”与学科目录中“曲艺学”的“缺户”，严重掣肘和制约着这门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的正常传承与有序发展。文化市场的不够健全包括演出市场的发育不良，致使无论国有团体还是民营班社均难实现真正良性的健康发展。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如何打破体制内外包括国有团体和民营班社以及个体艺人的管理壁垒，统筹各种行业力量，提供平等的政策条件与管理服务，也是本年度曲艺发展面临的重大环境治理问题。下半年以来小剧场相声表演团体的集体抱团和集中发声，包括2013年8月在宁夏银川召开的由银川民营相声班社“连兴社”发起组织的“首届全国相声茶社‘笑林大会’”及其在此期间宣告成立“全国相声剧场联盟”的行业行为，以及11月1日至3日在成都召开的由成都哈哈曲艺社依托成都市总工会、成都市文联和成都市曲协的支持联络筹办的“全国小剧场相声研讨会”及其交流演出活动等，都预示民营曲艺表演团体和演出班社，具有组织开展专业交流和共同营造发展环境的需求与意愿。中国曲艺家协会于12月18日在苏州相城区举行的“曲艺小剧场健康发展研讨会”以及配套举办的由南北两场曲艺节目组成的“首届全国小剧场优秀曲艺节目展演”，同时宣告成立“全国小剧场曲艺专业委员会”，算是行业组织对于社会需求的一种积极回应。

　　再次，专业期刊缺少、行业伦理失范、艺人公德欠缺等困难与问题，特别是北京德云社班主郭德纲被指利用博客作诗含沙射影不敬死者引起电视行业呼吁抵制的新闻事件，也暴露着行业伦理的不够健全和管理服务的不够到位。这些亟待有关方面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积极引导和规范管理包括民营曲艺班社及其从业人员的大局出发，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通盘营造并优化适宜曲艺全面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共同来为中国曲艺的持续繁荣，奠定条件与基础，提供环境与保障。

　　曲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中国，积极正视并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一定会求得逐步妥善的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