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颖超诞辰110周年。邓颖超，原名邓文淑，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6岁时随母亲辗转至天津，1916年入读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年仅15岁的邓颖超投身其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包括妇女解放等各种新思潮涌入古老的中国，邓颖超为妇女解放奔走呼号、宣传呐喊，直至1925年7月南下广州，为天津早期妇女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启发妇女觉醒

　　打破男女界限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天津人民起而响应，最先觉醒的是男女学生，但受封建思想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一起参加运动，最先成立的是以男学生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女学生本着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落人后的原则，于5月25日成立以女学生为主、以职业妇女及家庭妇女为辅的女界爱国同志会，这是天津妇女界第一个有组织的团体，邓颖超在其中担任讲演队长。

　　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旧社会妇女大多目不识丁，真正受过教育的女子少之又少，为了唤醒人数众多的女同胞共同救国，女界爱国同志会十分重视宣传的力量，成立了诸多讲演队。由于运动初期妇女们不能到街头抛头露面，邓颖超便带领讲演员在各宣讲所或深入各家进行讲演。随着讲演的深入，讲演内容随之发生变化，转向争取妇女独立、反对封建婚姻等。后来又有了集会讲演、游行讲演等讲演形式，广大妇女纷纷走上街头，通过听讲演，有了爱国、抵制日货和追求自身解放的意识。

　　鉴于听讲的妇女知识匮乏，女界爱国同志会于1919年11月创办平民女校。筹办平民女校须募集办学经费，1919年8月女界爱国同志会在广东会馆举办了两场游艺会，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出，邓颖超女扮男装，主演《花木兰》和《安重根》等剧。

　　妇女解放运动是与社会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中，北洋政府多次拘捕赴京请愿代表，在进京营救被捕代表的过程中，天津男女学生逐渐意识到，应打破男女界限，成立一个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分子组成的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应运而生。为了体现男女平等，男女成员各10人，邓颖超是觉悟社最小的社员。不久，李大钊应邀来觉悟社指导工作，他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非常赞赏。

　　觉悟社成立后，男女社员发起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纪念共和市民大会，广大妇女参与其中。会后，举行国庆游行，遭到军警的阻拦和镇压，男女学生受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势力，男女学生决定进一步打破封建枷锁团结起来，1919年12月10日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发起，天津男、女学校学生合组的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即“新学联”成立。为了体现男女平等，“新学联”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男女人数相等，女学生在“新学联”的地位和作用与男学生一样。邓颖超被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和讲演委员会委员，后晋选为讲演委员会委员长。在“新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包括天津各校女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继续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广大妇女在运动中自身不断觉醒。

　　五四时期邓颖超参加的女界爱国同志会，启发了人数众多的妇女觉醒，收到了“思唤醒我无量无知识之女同胞，使人人皆有国家思想、国家责任也”的效果；邓颖超参加觉悟社和“新学联”，打破了男女界限，她以亲身经历引领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为天津妇女树立了榜样，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成立妇女进步团体 探索妇女解放之路

　　1920年夏，邓颖超女师毕业后，在北京担任小学教师一职。1922年夏，邓颖超应达仁女校校长马千里之聘，回到天津，在该校任教的同时，她积极参加天津的妇女运动。

　　时值直奉战争后，黎元洪复任总统，恢复旧国会，大唱制宪高调，全国女同胞借此机会，掀起了赴国会请愿参政、在国家宪法中规定男女平等权利的运动。受北京女权同盟会的委托，1922年11月26日，邓颖超、王贞儒发起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该支部以“扩张女子在法律上之权利及地位”为宗旨，邓颖超当选为评议委员。后王贞儒、邓颖超被选为代表递交请愿书，她们具书给国会的请愿呈文共七条，诉求的女子权利十分广泛。

　　正当邓颖超为力争女子取得与男子同等权利奔走呼号之际，1923年3月24日，她的女师同学、觉悟社社员张嗣婧受封建婚制、封建家庭的迫害去世。这使邓颖超深受刺激，在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为张嗣婧举行的追悼会上，邓颖超声泪俱下地宣读了祭文，强调：“伊一生的遭遇和惨死之由，确含有许多现在社会中急应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问题。

　　张嗣婧的悲惨遭遇，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妇女命运的一个缩影，引发邓颖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她发表了诸如《宣言——为衫弃的死》、《张嗣婧传》、《姊妹们起哟》等文章，号召女权同盟会的会员们行动起来，负起改造社会环境的责任，为受压迫妇女提供援助。这些对鼓舞妇女奋起与旧礼教、旧家庭抗争起了一定作用。

　　目睹了包括张嗣婧在内社会上诸多女子受封建婚姻的束缚导致婚后的不幸遭遇，邓颖超认为婚姻自由是妇女独立的重要步骤，婚姻自由的前提是恋爱自由，在《错误的恋爱》一文中，她指出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正确道路，必须建立在“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洽、人生观的一致……等成分上面”。警告恋爱若基于金钱诱惑、情势逼迫、色相喜好、感情冲动就很危险。

　　由于当时社会少有人注意妇女问题，在李峙山、邓颖超等人的筹备下，1923年4月25日，研究妇女问题的团体——女星社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女星社。该社的宗旨为：“实地拯救被压迫妇女；宣传妇女应有的革命精神；力求觉悟女子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并出版刊物《女星》。邓颖超先后当选为女星社总务部书记、教育部委员、总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多次主持女星社召开的各种会议。

　　邓颖超认为，欲求女子解放，必先增长女子的知识，并且还要有生活的技能。1923年8月，天津女星第一补习学校成立，邓颖超任女星补习学校的责任校董，并兼簿记的授课。鉴于入读女星第一补习学校的妇女取得的“成绩甚佳”，收效很好，但中下家庭的妇女终日奔波，很难到女星补习学校读书，在1924年4月25日邓颖超主持的女星社成立周年纪念会上，决定创设星期妇女义务补习学校，招收成年失学妇女，每周日授课三小时，不收学费。6月1日，女星第一星期义务补习学校开学，邓颖超担任该校的教务长。

　　女星社成立的时候，天津还没有成立党组织，也没有团的支部，邓颖超这时虽然没有入团、入党，但思想上受到党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观影响的逐渐扩大，邓颖超已初步具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妇女问题的能力，她在1923年9月《经济压迫下的少女》一文中指出广大妇女同受旧经济制度压迫的事实之后，向妇女们发出号召：“现在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受压迫的朋友，还不快快起来加入经济革命么？”表明邓颖超已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她注意到应把争取妇女切身权益的斗争，引向变革现存的经济制度，即推翻私有制方面来。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宣传品，是中国妇女运动难以发展的一个重大原因。1924年1月1日，邓颖超等女星社主要成员创办了《妇女日报》，邓颖超任《妇女日报》编辑员。该报是当时中国唯一一张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日报，被时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向警予赞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

　　这一时期邓颖超通过组织多个妇女进步团体，办刊物，设学校，鼓舞了妇女冲破旧礼教、旧制度的束缚，广大妇女掌握了一技之长从而能在社会上立足；理论上邓颖超的思考开始触及到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即变革社会的经济制度，表明她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探索进一步深入。

　　引领天津广大妇女投身大革命洪流

　　1924年春，邓颖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担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在邓颖超的具体领导下，天津妇女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国共两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热潮。邓颖超参加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北上的各项筹备工作并被推举为与孙中山谈话的10人代表之一。

　　为响应国民会议运动，邓颖超发动和组织了天津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通过以往所领导的妇女运动，邓颖超认识到妇女要求得解放，首先必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同男子进行斗争。1924年12月21日，邓颖超发起成立了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该会的宗旨为“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实现，代表妇女的利益而奋斗”。邓颖超被推举为15人委员之一，并当选为总务股长。1924年年底至1925年年初，以邓颖超为代表的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又参与了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1925年2月1日，邓颖超、江韵清作为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及成立大会。在邓颖超的领导下，通过国民会议运动，天津广大妇女加入到为争取政治民主、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中。

　　1925年3月8日，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妇女纪念会，这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演，鼓励女同胞认清了目标，就要毫不妥协地做下去，“认清了吾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给他一个总攻击，从根本上谋改革，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正当邓颖超为把天津妇女联合起来、筹备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津分会即天津妇女联合会之时，在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人民，6月10日，邓颖超发起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6月30日，天津各界市民十余万人举行全国总示威运动，并追悼沪汉等地被惨杀的同胞，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号召“全国联合一致，抵抗万恶的英人，谋吾们的民族解放”。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参加“五卅”运动的天津妇女人数多、规模大，特别是广大女工通过罢工参加反帝斗争，劳动妇女已成为妇女运动的一支生力军。通过斗争，广大妇女进一步觉醒，认识到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妇女解放必须同民族解放结合进行。

　　1925年7月，邓颖超奉党的指示，离开天津，南下广州。这一时期邓颖超领导的天津妇女运动与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突破了以往妇女运动局限于知识妇女的范畴，劳动妇女被广泛发动起来。妇女解放运动需要妇女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广大妇女通过斗争，认识到只有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根本变革社会的政治制度，自身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可以说，天津，是邓颖超参加革命、领导妇女运动的起点。在邓颖超等一批知识妇女的领导下，天津早期的妇女运动一步步走向深入，使得“天津妇女运动之发达，素驾于全国各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