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邓小平：

　　偷家里钱反受其父称赞

　　“三代单传”的邓绍昌“望子成龙”，希望重振日渐衰败的家业。尤其要求长子邓小平要苦其心志，对小平十分严格。在北山小学四年间，小平就因一次生病耽误了几天功课而考了个第二名，受到严厉责打。

　　小平最后一次挨打，是因为他“偷”了家里5块大洋（当时能买500斤稻谷）。父亲非常气愤地把全家人喊到堂屋，但还未开口，小平就主动站了出来，并且把“家法”（棍子）递给盛怒的父亲。当一顿责打之后，小平一声不吭，默然离去。这使邓绍昌困惑不解：这娃儿平时家里给他两个铜板或一合米，他都舍不得吃用，怎么这次突然拿这么多钱？

　　后来他到班上了解，才知道小平将钱拿给他的同学替妹妹治病了。于是，这个在家中享有绝对权威的显赫人物第一次下了“矮桩”，承认自己“失察”，称赞儿子做得对，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

　　■ 贺龙：

　　惩处住“小洋楼”的高官

　　西南地区解放之初，由于经费很缺乏，部队急需的营房、仓库、医院还没有全部建起来，不少部队还住在漏风漏雨的帐篷里。1952年秋，贺龙看到一份部队同志的反映材料：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严重脱离了群众。贺龙放下材料，就约上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到北碚了解情况，事先也没有通知该部。

　　贺龙一行来到北碚，远远就望见了几座新盖起来的“小洋楼”。他们来到楼前，两位房主人不在家，就径直走到屋里“参观”：这里电灯、电话、地毯、沙发、浴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

　　贺龙从“小洋楼”出来后，抬头看到了附近山冈上有几个帐篷，询问后得知,那是高炮连的驻地。贺龙前往查看，发现帐篷里还在使用煤油灯，吃水需要到山下挑。在向战士鞠躬致歉后，贺龙指着对面的“洋楼”，愤愤地说：“现在经费这么紧张，我们的高级干部，不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给自己盖一小洋楼，却让保家卫国的高炮连住帐篷，太不像话了！”他又对随行的几位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

　　住在“洋楼”的两位高官，是贺龙的老部下，听到贺龙批评后，说：咱们先给贺总写个检讨，房子暂时不搬，过几天看看再说。

　　贺龙知道他们的态度后，更加生气，并下令，“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贺龙的严厉批评，使那两位高官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后来改正了错误。

　　■ 邓稼先：

　　搞“两弹”奖金只有20元

　　邓稼先是“两弹一星”元勋，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最大。邓稼先在世时，很多人问他：“搞‘两弹’得了多少奖金？”他总是笑而不答。有一年，杨振宁看望邓稼先，他才说出“真相”：“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好友杨振宁曾这样说：“中国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 闻一多：

　　唯一一次服软

　　1944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中 文系在学校南区10号楼举行纪念五四文艺座谈会，由中文系主任罗常培主持，邀请包括闻一多在内的众多教授演讲。因为参加会议者太多，连窗外也挤满了学生。奉命来捣乱的特务不断起哄，致使会场出现了混乱局面。

　　此时，天又下起了雨，特务在混乱中弄断了电线，会场顿时陷入黑暗之中。罗常培见状说：“我看今晚的会就到此结束算了。”他的话激怒了脾气暴躁的闻一多：“如此重要严肃的会议，你怎能当成儿戏？你究竟怕什么？是怕那些特务手里的枪吗？如果你怕你可以走，我却不怕，我要留下来继续开会！”

　　闻一多的慷慨陈词，让罗常培认为是对他这个系主任尊严的挑衅，于是硬性宣布“散会”，大家不欢而散。

　　齐亮和马识途两位教授将闻一多叫到一旁，告诉了他国民党特务捣乱的真相。又跟他说了还要于5月8日再次举行座谈会和文艺晚会的计划，希望他能够参加并说服罗常培与他一起主持会议。

　　闻一多听后犹豫了：“罗先生已经生我的气了，他还愿意来参加和主持会议吗？”

　　齐亮和马识途劝闻一多：“只要你能亲自登门向罗先生请教，他一定不会驳你面子的。”闻一多听罢答应了。

　　齐亮、马识途又陪闻一多一起去了罗常培的家，刚进门，闻一多就向罗常培深深鞠了一躬，罗常培赶紧鞠躬以示回敬，两人谦让着进了客厅，相逢一笑冰释前嫌。

　　事后闻一多对齐亮和马识途说：“我是为了开好会才向罗先生服软的，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服软。”

　　■ 丘吉尔：

　　在白宫偷偷给自己“换房”

　　丘吉尔访问美国时，罗斯福总是让他住在装饰典雅、有一张舒适大床的“王后卧室”。

　　但有一次，罗斯福让丘吉尔去住了林肯当年的卧室，以便让这位客人以后有资格说曾经在林肯的床上睡过。林肯卧室还保留着19世纪时的模样，里面那张床是白宫中最不舒服的。丘吉尔晚上在林肯卧室住了半小时，就拿着手提箱，踮着脚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到王后卧室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