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社会学家潘光旦发表了两篇妇女角色定位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尽管有明显的“妇女回家论”倾向，但也力求面面俱到，对妇女的职业权利以及人格独立要求表示相当程度的容纳。即便如此，这两篇文章还是在妇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3个月，就先后有6位作者发表文章与他商榷，另外，还召开了两次座谈会集中讨论。在当时国共战事正酣、国家前途命运未卜的时刻，形成了一次小小的舆论热点。时至今日，这场论争所讨论的妇女在家庭、子女与事业之间的矛盾依然没能完美解决，回顾这场论争，对我们认识和解决有关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潘光旦的柔性“妇女回家论”

　　1948年7月17日潘光旦在《世纪评论》周刊上发表了《家庭·事业·子女》一文。此文讨论的对象很明确，就是“已婚而不甘心的智识妇女”，她们一面对子女和家庭具有浓厚的兴趣，一面又不甘心退出社会生产，做一个家庭主妇。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如何才可以使她们甘心”，解决的办法就是“还她事业，或还她事业心的满足”。

　　总结多年来学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外三种：一是家庭事业兼筹并顾；二是把子女初期教养移出家庭，就是送到托儿所；三是把子女的初期教养根本看作事业的一种。

　　对于第一种办法，潘光旦认为，这在原则上无问题，在实际上却困难甚多，特别是在当时生计拮据、家庭设备难期周到的环境下，基本是十个里面九个无法兼顾。不过，他也提出，这种办法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社会的局势一经好转，关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的公共设备一有着落，社会对于已婚妇女的就业如果不再歧视，而在时间上能妥作安排（例如分上下半日之类），则一种两全的局面还是可以形成的”。

　　对于第二种办法，潘光旦持部分肯定态度，他认为半日托儿所或日间托儿所一类的机构，在原则上不成问题，但超出此种时限的托儿办法则问题甚多，因为“过于操切和全部托出的托儿办法只替母亲的事业着想，而没有替家庭与子女着想，其为不妥，是很明显的”。

　　潘光旦认为更为可行的是第三种办法。他说：“我认为这是最可行而也是最相宜的一条途径。以前的妇女十九便从事于此，她们虽不把它当做事业看，却始终把它当一件事做，根本没有发生过甘心不甘心的问题。”他认为，看法积极的话，就能引起兴趣，激发精神，虽劳而无怨。如果看法消极的话，就难免带三分无聊、七分勉强。只要价值观上的认识转变了，就不存在甘心不甘心的问题。

　　从潘光旦对三种办法的分析来看，他的思想天平并不平衡，在妇女个人发展和社会、种族需要两方面明显有倾斜。他并不去责成社会在公共设施以及工作安排上给予妇女以特殊的照顾，也不去责成社会广泛地办理合格的托儿育婴机构，而是把妇女回家作为最可行也最相宜的途径。说到底，潘光旦还在提倡柔性的“妇女回家论”，也就是说让妇女回家要回得既“甘心”又“心安理得”。

　　可能是预料到这篇文章会引起很多反对声音，潘光旦将几年前在昆明版《中央日报》“妇女与儿童”副刊上连载过的一篇《妇女问题的三个时期与五个论点》重新拿出来，改题《妇女问题的一个总答复》稍加修订，在9月11日《观察》周刊重新刊发出来。他将妇女运动划分为两个时期：抗议时期和解放时期，并提出未来可能进入的第三个时期是“位育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女子的健康。他所展望的这个时期，其具体内容的展开有赖于“女子的自觉与自求多福的努力”，但他已经作出了一些原则上的提示：一方面要破除“男重女轻、男外女内一类变本加厉的积习”，另一方面又要尊重男女分化的自然趋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一方面坚持男女的基本社会分工，另一方面又不要将分工绝对化，承认分工有置换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家庭·事业·子女》一文所委婉提出的“妇女回家论”便立于一个似乎非常坚固的基础上，很难辩驳。

　　批评者以左翼妇女界为主力

　　这场围绕女性家庭与职业关系的讨论，主要是潘光旦与左翼知识分子及妇运界的论战。从论争的具体内容来说，无非是走家务职业化道路还是走家务社会化道路，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比较值得注意的，则是左翼言论在与潘光旦有关妇女问题的论争中，似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中和突出。

　　左翼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经济独立对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对于女性所承担的家事与职业的双重负担，她们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她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类似之处，即给予家务社会化很高的评价，寄予很高的期望。

　　这些作者打破旧有社会习惯的束缚，坚决支持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固然对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推动作用，但也会有些一厢情愿的判断。如胡子婴对人种改进和妇女体力改进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她说：“妇女真真解放之后，生理与心理也可以同时得到解放，几代之后，男女在生理与心理上的差异，我相信可以消灭。”

　　我们没有看到潘光旦的回应文章。不过，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论争双方都过于自信，对问题的复杂性考虑都不足，但也都提出了一些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这场久已被人们遗忘的论争，可以说将新中国成立前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