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括两者：在起源时奠定的文化主体性；在此文化主体性下融会贯通所有其他外来文化产生的文化新变种。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场合言必先秦，言必儒道墨，言必孔孟荀，这是对传统的概念理解过于偏狭所致。传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起源时期”决定，但是不仅仅停留在“起源时期”样貌。文化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文化起源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排他性概念，而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开放性的概念。

　　中国文化传统是漫长的历史进化的结果，儒道互补、儒法互用、三教合一，儒耶互动，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包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中的文化造化，每一种本土的“大传统”或者“小传统”，或者外来的文化补翼只要是有益的，只要不失其本，只要保持着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连续性，都应该纳入中国文化传统之列。今天的我们，既在传统的影响中，也在影响着传统。由此，从今天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括两者：在起源时奠定的文化主体性；在此文化主体性下融会贯通所有其他外来文化产生的文化新变种。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分别是汉代以来的佛教中国化以及晚明以来的基督宗教中国化，这两次中外文化交流由于实现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因而分别创造出中国传统文化新的文化基因。

　　整体上讲，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学体系是一种可贵的思想探索。出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以及自身安家立命的需要，他们留下的浩瀚的文字材料，成为耶儒融合的见证，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统绪，也对清初“汉学”的转向和形成产生巨大影响，西学在科学方面对中国的影响，更甚。四百年前的那场文化互动，无论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浓重的一笔。尽管在实践上由于政治的原因最终中断了，但是思想上的交流不能说停止，恰恰是开始，真正的开始。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来不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在历史的关头总能继绝学开言路，但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却是一个需要慎重的问题。明末清初的“儒家天主教徒”保持儒家的本位意识，一方面是文化惯性使然，一方面是出于自身的文化担当意识。思想史的发展表明，只有将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建立在自身本位型基础之上，文化的自救和革新才有历史性的生命力。只有自己的传统是最本己的、最体贴的，中国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文化迷思，才能给我们足够的教训。

　　令人遗憾的是，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神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要么付诸阙如要么语焉不详，好像那场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并对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融合运动无足轻重，但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不是从清末的屈辱时代开始，而是从明末的对话开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内，似乎也没有耶儒融合后的中国本土基督宗教神哲学思想的任何地位，相对照的是，另一种外来的文化——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内的待遇却很高。此种原因，或许跟佛教本土化的程度有关，毋庸赘言，佛教已经深深融入中国文化的血液并开花结果，但是明末清初肇始的耶儒融合达到一定程度，由于历史的冥顽与捉弄，也由于正统意识的偏见，无数当时儒家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写下的思想记录直到今天仍然躺在海外冰冷的图书馆里。我想，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对耶佛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区别对待应该是和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遭遇有关，若是，就需要理性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范围问题。

　　明末清初时期发生的中西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对话和融合，中国本土“儒家天主教徒”其间保持着儒家本位性，他们所创造的神哲学体系，他们所生成的文化新言路，为中国文化带来的新论域，应该像中国化佛教思想一样，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