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谷嘉

　　当今，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倡导和推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这可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中找到它的最初源头。

　　根据历史记载，民本思想早在前文明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夏代已提出。《尚书·五子之歌》记载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夏康的弟弟劝说其兄所作诗歌。其意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国家安宁。要求夏康敬民、重民、爱民，修善德行，敬重民众的力量。在此劝诫的哪个夏康虽未指明，但笔者以为这可能是由禹开始而由启接续的夏代的太康。在夏代的夏康有三人，即太康、仲康和少康。在启统治之后的太康时代，正是中国古代前文明社会时期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不但古代国家形态正在形成和创型，而且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酝酿和形成，如何继往开来就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夏康之弟向其兄提出“皇祖有训”，这并不是《尚书》的伪作，是真实地反映了前文明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情形。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滋生出“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张呢？追溯其原因，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简言之，这是古代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决定的。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路径问题，著名史家侯外庐曾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并作出了精辟的论述：“如果用恩格斯家族、私产、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在此所提“古典的古代”是指希腊、罗马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是指中国和印度的古代。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所走的是一条特殊路径，不仅不像古代希腊、罗马打破和粉碎了氏族血缘关系进入文明社会，相反，氏族血缘关系被保留，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政情、亲情搅和在一起，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被血缘亲情所掩盖，从国家而言，血缘氏族自然也是被统治的对象，但就氏族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言，氏族又不是一般的统治对象，它是国家政治统治的直接参与者。国家是否得到民族的支持，或者说血缘氏族是否得到国家的保护，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正因为如此，所以太康之弟才有对太康“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劝诫。所谓“皇祖有训”，这正是原始社会血缘氏族首领对其所属部落子民爱护的遗训，敬民、重民、爱民的民本主张正在此家国一体中脱胎而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前文明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出现和产生敬民、重民、爱民而把民众看成是国家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夏代尚是前文明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阶段，敬民、重民、爱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张只作为皇祖遗训提出，民本思想尚在始发时期，那么到殷商王朝就不一样了，“皇祖有训”的敬民、重民、爱民不仅仅是遗训了，而已成为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史记·殷本纪》载商的开国者汤便告诫下属说：“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下”。这就是说，以水为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和形象，以民为镜子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好坏和民众安乐和忧患。类似把民众看做是国家根基的记载，在古籍《尚书》多有之。“皇祖遗训”已上升成汤治国的政治理念。

　　殷商覆亡，周王朝继起，商推行的民本政治理念得到了周王朝的传承，提出治国必须“当于民监”。《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监”即照镜子，其意是说在治理国家中要把民众当做一面镜子，时时相照，倾听民众的呼声，关心民众的诉求。周人认为敬民、重民、爱民，既是皇祖的遗训，更是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天命。殷王朝的覆亡就在于殷纣王违背了天命，违背了敬民、重民、爱民的皇祖遗训。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端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反映了殷周社会的实际，所以受到统治者看重和推崇。受到当时思想家的热议和认同。不论是儒家、墨家还是道家，都对古代民本思想作出了肯定，并各作出了阐发。道家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墨子则说：“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即是说考察“有”与“无”道理必须以众耳目感和意志为判断标准。不仅如此，他还说“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爱民要出于忠诚，给民之利要厚重。代表儒家思想《大学》指出执政者的好与恶要以民为依归，“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从历史兴衰得出了一个结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当时一些政治家在政治活动中也体会到民心不可违，如政治家管仲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他认为顺民心不是空话，而是要富民，“凡治国之道，必富民”。总之，发端于夏的民本主张，经过殷、周社会已形成为颇有时代意义的国家政治理念。

　　在此观念形成中，孔子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关于“仁者，爱人”和“仁者，人也”的仁学的创立和提出，不是他无所依傍偶尔所发的奇想，而是对中国古代所保留的氏族血亲之爱自然情感基础上作出的理论升华。“仁”字最早记于甲骨文，这是以文字表示原始血亲之爱的记载。孔子的“仁”学在客观上为化解敌意乃至人类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孔子之后的孟子，进一步把原始氏族的血缘亲情升华为理论并赋予其普遍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古代中国政治结构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即民众、国家、君主三者所处地位的轻重关系，第一次作出了排列：民众是国家根基，地位最重要，故“民为贵”。国家的安危和兴衰取决于民，故“社稷次之”，君主的统治赖以民众的支持，故君为轻，君主居于次要的地位。这种民贵君轻是对等级特权的社会君与民关系的颠倒，究其因，这只能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所保留氏族血缘关系的特殊路径得到解释和找到思想源头。其二，孟子把原始社会血缘亲情从理论上提升为人的固有本性，给以人为本奠定了人性论的思想基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爱人，人与人互相关爱乃是人的一种本性，爱民乃是人的本性所使然。以上两条是孟子在孔子之后对民本思想的重大贡献的方面，至此，古代民本思想可谓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我们似乎可得出一个基本认识，无论是夏代发端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或是殷的“当民于监”，无论是西周把敬民、重民、爱民提到奉天命的高度，或是孔子的“仁者人也”和孟子“性本善”等等，都说明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盖源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质言之，即是中国古代国家保留了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提出的。历史证明，起源于古代文明路径的民本思想和主张，在中国古代政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古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如德治的提出与强调，对仁政和王道的推尊，又如法先王，尊皇训即三皇五帝的训诫等等，这些都是古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的体现与展开。

　　由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实际，体现了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道路，所以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为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和推崇，凡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把民心的向背看做是执政的大事。民犹如水，统治者只是浮在水上的船，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是对“民惟邦本，民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得到民众支持，国运兴盛，统治者亦历史留名，与此相反，凡是残民、害民的统治者，总是湮灭在民众的汪洋大海中，成为被历史唾弃的独夫民贼的下场。虽然历史不断地推移前进和变化，但民为本的思想一直被传承，随着时代前进，不断赋予它新的内容。

　　明清之际，封建体制处在瓦解中，近代资本主义由孕育萌芽已发展为历史的一种大势。传统的民本思想已演进为近代的以人为本的公民意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所透析的人本思想即是这一转变的标志。黄宗羲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虽与传统的民本思想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他不再是从血缘关系解析和看待以民为本了，他从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政治和道德观出发，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君主，君与民易位了，君主不再是压迫人民的最高统治者，君主由“主”转为“客”了，“客从主便”，君主要服从主人即人民的意志，做主人的公仆。黄宗羲把以前社会的“君为主，天下为客”颠倒为“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与古代民本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对封建专制压迫人民和蔑视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挑战，是对历千年以来反人道、反人性的“三纲”的政治和道德的批判。黄宗羲在过去民本主张基础上的明确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的治乱是社会的主人即人民的意志决定的，这显然是一种公民意识的宣示，毫无疑义，这种公民意识是古代民本思想随着历史发展而演进的结果，质言之，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为近代人本主义提供了思想上的凭借，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发展关系，溯其思想渊源，明清之际的民本主义可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中找到它的最初的发生源头。（作者系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