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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端午节访丁玲
//www.workercn.cn2014-05-23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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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新民报》主笔33岁的赵超构是其中一员。初来乍到,他特别观察了延安的女性,他主动要求采访她们,“在《延安一月》里,我着重写了她们。关于丁玲,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这就是《端午节访丁玲》。

  1944年6月24日,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聚会招待中外记者。聚会轻松愉快,人们畅谈哲学、文学和边区生活等问题。丁玲、吴伯箫、艾青等作家先后发言。丁玲说:“有一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初听了这话,颇为奇怪,因为我们这里发表一篇文章,是不要经过任何手续的。但一想起重庆的作家们正在反对出版法,要求出版、集会的自由,就知道这位先生习惯了重庆不自由的环境,习惯地对我们也这样发问,是不足为怪的事情。”丁玲本人和丁玲在延安的生活激起赵超构强烈的采访热情。

  文化界座谈会之后第三天,6月25日是端午节,记者团全体休息,他就利用这一天的上午,在翻译徐克立女士陪同下,拜访边区文协的负责人。

  丁玲在“左翼”文坛的卓著声誉以及爽朗平易的性格气质,使她在作家中享有特殊地位。她到延安后先后当选边区文协副主任、延安文抗理事。正如刘白羽所说:“丁玲一直是一个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大作家做派的人。因此,她成为‘文抗’这个小单元里和谐的核心、快乐的核心。”“工作一天以后,丁玲的窑洞便自然成为我们聚会之所”。当然,她也一直受到国统区文化界的关注。

  “整风运动”中,许多人对她的《三八节有感》提出批评。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丁玲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深入乡村和部队,体验生活并撰写文章歌颂他们,小说创作少了,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工作。

  文协就在交际处对面龙湾的半山坡。他们过南川河,上陡坡,便见边区文协主任柯仲平已在那边的窑洞前面迎过来。他将赵超构迎进会客室———一座窑洞内,一面吩咐人通知丁玲。他们天南地北,先谈了一会,丁玲便来了。赵超构见到的丁玲是这样的:“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

  丁玲落落大方,非常自然。一坐下,很随便地抽起烟卷来,烟抽得很密,大口吸进,大口吐出。赵超构近距离地感受到她的豪放气质。

  赵超构请她说一说战地生活经验。她略作思索,就用说书的语调娓娓道来,讲述了几个战地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在河北沦陷区某一个乡村里,一位爱国志士受着敌人追捕,临时逃入一家农舍去。这家的丈夫不在,只留着一个女人和怀里的婴儿。敌人马上来搜查了,农妇不等这位志士的说明和恳求,随手将婴儿递给这个陌生人,装作夫妇的模样。敌人并不清楚这位志士的年貌,只能取出户口牌来对证。一夫一婴儿,看不出一点破绽,问那女人,女人坦然指着旁边的男人说就是孩子的爸爸。敌人观察了一会,转身走了。

  说到这里,丁玲又燃着一支烟。赵超构以为故事完了,觉得有些失望。但丁玲立刻接下去叙述:

  “正当敌人转身外走的时候,外面又进来一个男人。那就是她自己的男人回来了。敌人立刻抓住他。转问那个女人,这个男人是谁?你家怎有两个男人?女人断然地答道:‘认不得这个人。’敌人听了,不容分说,‘砰’的一声,将她自己的男人打死了。”

  丁玲一口气说到底,挥手做打枪的姿势,结束了这一幕悲剧的讲述。对于这意外的结尾,徐克立瞪着眼睛听呆了,一向“呵……哈哈哈”的柯仲平,也不断地点头赞叹。赵超构被感动了,不禁多问一声:“这是真实的事么?”“绝对是实事!”丁玲大声地回答,“只要你肯到战区走走,像这一类的写作材料,到处都是。沦陷区老百姓的英勇事迹,实在太多了。”赵超构说,动人的故事,不一定可成为写作的材料,写给后方人看,毋宁是近人情的比较自然的素材。双方的分歧还来不及碰撞交流,这时,厨房里送来了热腾腾的红枣小米粽子。

  每逢佳节倍思亲,睹物思乡,想到重庆,赵超构静默了。主人好像猜透了客人的心事,提议留在文协午餐,说“不妨看看我们的过节,这也是作家生活之一面呀。”因为约定了回交际处过节,所以赵超构只能婉拒了主人美意。但他提议看一看丁玲的住所。

  丁玲的窑洞就在他们经过的山坡上。外面种着稀稀疏疏的蔬菜。丁玲兴致勃勃地指点那是番茄,那是卷心菜,说“全是我们自己种的”。

  赵超构用记者精细的眼光观察了一番丁玲的窑洞:清洁而简单,窗下一桌一椅,洞底一张床,床头有半架书,最大的两部是《静静的顿河》和《战争与和平》,其余是两三年前的出版物。地上一架纺纱车,一条长凳。桌子上的文具,也只是必要的几种。赵超构从窑内向外张望,可见浮云,可瞰南川河,陡然心头浮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联语,但他又觉得这种意境太悠闲了,似乎不合主人的气质。

  新鲜的延安生活方式,引起赵超构的兴趣。丁玲拿出一扎她手纺的纱线来给他们看,笑说自己纺得还不均净。丁玲介绍,每天可以纺二两,一个月纺线的收入大约6000元边币,折合法币700元的样子。这就是她零用钱的来源。作家的生活与其他人一样也是艰苦清贫的,赵超构不禁生出感叹和同情。

  匆匆一晤,未及深谈,双方都觉兴犹未尽。临走,柯丁两位主人邀约:“咱们有空干几杯么?”赵超构一口答应。

  第二天午睡初醒,丁玲和柯仲平便到交际处回访。赵超构拉上一位记者同行,四人来到新市场“大众合作社”下馆子。这是延安最大的酒楼。其实,延安也就只有两家馆子,一家叫“醉仙楼”,另一家叫“大众合作社”。此前,赵超构在“醉仙楼”吃过饭,菜的好坏且不说,那落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得好像铺上一层黑布,赵超构不敢再去领教。

  这一回他们“奢侈”了一下,点了炸丸子、炒里脊等。四个人都是能干几杯的,“大菜”上桌,酒过三巡,谈话便如流水一样活跃起来。

  话题转到了写作上。赵超构提出,延安文艺政策的特色,是多数主义、功利主义、通俗第一,一切被认为“小资产阶级性的作品”,尽管写得好,这里是不需要的。可是,这么多的作家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的生活状态、心理变化和群众的感情,一定有很多东西可以写,这些写作的真实材料,难道可以白白牺牲掉么?

  对于这个问题,丁玲、柯仲平的观点是:作家自己的生活、写作的材料,确是不少,但是,必须站在群众的观点去写。在未学习到群众观点时就着手去创作,那一定会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原形来。

  机敏的赵超构于是问丁玲:“那么像你过去所写的作品,难道都没有再存在的价值?”

  她踌躇了一会说:“那些作品,我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观点不正确!但是那些材料,还是可以利用的。我打算将我从前所作关于我母亲的那本小说,用新的观点重写一本长篇小说。”这是丁玲在赵超构面前唯一一次提到的个人创作计划,他便趁机问:“这边的作家能不能为大后方写点稿子?后方读者关心你们的也不少呀!”

  “我们何尝不想向外面投稿!可是……”后来,赵超构在发表这次谈话时对此巧妙地使用曲笔,婉转地说国统区的检查制度最近也放宽了。但当时丁玲对他的解释没有表示满意,她觉得,重庆最近文坛寂寞得可怜,间接地批评了国统区的文化专制。

  对酒言欢,佳时短暂,酒添了几回,菜也添了好几样,不知不觉,天近黄昏,而“摆龙门阵”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赵超构后来这样描述丁玲:“她豪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等到酒足饭饱,老柯已经烂醉如泥,扶得东来西又倒,过河上坡都不可能。他们只好将他“遗弃”在酒楼上,委托殷勤的酒店主人照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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