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根本大法将教育经费最低限度确立下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民国的宪法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宪法文本中，常有教育经费占每年预算总额比例的规定。由此不难看出，教育在当时参与宪法设计、讨论的人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同时也可看出那个时代对教育寄托的希望。

　　1936年5月5日，经过长达三年的反复讨论、修订，由吴经熊等法学家参与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终于正式公布，故被称为“五五宪草”。1937年5月18日又作了一次修正。在这个宪法草案中，第七章就是关于教育的，从第131条到第138条，其中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在第137条：“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在中央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

　　在此之前，1931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有一章是关于国民教育的，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1930年10月27日阎锡山等在太原议决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有关教育这一章则规定：“国家以法律指定全国固有之大宗税收为基本教育经费；其不足时，并得征收教育税补充之。”虽未明确教育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却明显放在优先地位。更早在1920年代联省自治浪潮中，许多省份制定的省宪法都有关于教育经费的明确规定，1921年9月9日颁布的《浙江省宪法》第110条：“每年省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二十。”12月19日通过的《广东省宪法草案》第108条的规定与此完全相同。1922年元旦通过的《湖南省宪法》第76条：“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之百分之三十。”《河南省宪法草案》第124条则规定：“每年教育经费至少须占全省预算案岁出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当年在上海国是会议期间，由章太炎、张君劢分别起草的两份宪法草案都有“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一章，对教育经费的规定完全相同：“各省教育经费由各省调查财政情形后，以省宪法或省法律明确规定其成数，但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每省岁出百分之三十。”十几年后，“五五宪草”关于教育经费“在省区及县市为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大致上可以在这里找到渊源。

　　然而法律是法律，现实却不同。直到1936年，教育文化经费实际上只占到全国预算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八，北大教授胡适禁不住怀疑——难道宪法颁布之后每年就能增加一万万元的教育经费吗？1937年7月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一文，指出“五五宪草”第137条规定的“教育经费之最低限度”，与其写在那里却做不到，还不如删去，他主张干脆把教育这一章完全删去。因为他认为宪法里不可以有一条不能实行的条文。三天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五五宪草”被搁置，他的意见当时也就顾不上认真讨论了。

　　不过，从1947年元旦正式公布、当年12月25日付诸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来看，胡适的意见也不能说没有被接纳。第164条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与十一年前“五五宪草”的规定相比，虽然还是坚持“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但不仅是教育经费，而且将科学、文化都包括进来。在省和市县的比例上也有所调整，同样涵盖了科学、文化，当然，教育在这三者中无疑是放在第一位的。

　　由根本大法将教育经费最低限度确立下来，代表了那个时代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遗憾的是这个宪法在炮火声中还来不及真正实施，就失效了。今天，重读这些宪法文献，我们可以看到的，岂止是教育在那个时代参与起草、议决宪法的人心中的地位，由宪法来保障教育经费在整个预算总额中占什么样的比例，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教育在一个时代的价值定位。他们明白，教育关乎一个国家的文明进程，关乎一个古老民族的未来，因此要保证教育经费。可以说，这是曾经在历史中展开过的理想，或者只是一个愿望。（作者系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