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建设，是反腐防腐中很重要、很关键的一大举措。

　　一年多以来，反腐败进行得雷厉风行，声势浩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当然，当前还须亟待加强反腐败的理论建设。

　　胡长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被处以极刑的省部级贪官之一。当年，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青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传到北京的两会上，就曾有江西代表、委员表示“深感痛心”。这说法当即受到了批评：贪官伏法，罪有应得，你“痛心”什么？不能说这种批评不对，但客观地讲也有一点苛求。级别如此之高的“高级领导干部”被枪毙，是此前少有的事，相关的人对此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还没有被认真研究过，更没有标准答案，一时反应不过来，也是有的。何况这里的“痛心”，未必是替胡长青痛心，倒是更可能替党感到痛心——党培养一个高级干部不容易，本指望他多做贡献，现在却不得不杀，心血全都白费了。有趣的是，这个“痛心论”虽然被彻底否定了，但是胡长青本人的说法却被舆论界“接受”了。胡犯在临刑前说他自己“辜负了党的培养”，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被当作一种忏悔加以宣传，并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致曾有多位贪腐高官被报道用“辜负了党的培养”来表达他们的“深感痛悔”。这在宣传上或许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官员是一种警示，但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在逻辑上也是不通的。因为在党对他的培养和他自己的行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只是一种惯性思维，是从一个假定的前提出发推导出来的，即假定他们原来是有坚定的信仰的。这种推导，当年用在刘青山、张子善身上是对的，但后来就不一定对了。“参加革命”和“参加工作”是有很大不同的。直到不久前，有位很有影响的作者，在分析某个落马高官的腐败行为时，仍然认为他的“堕落”，是因为“信仰信念动摇”，“未能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这种说法，听上去很熟悉，但细想想，却很难让人相信。这种贪腐高官，从基层一点点升上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有个相当长的过程，如果说他在担任较低职务时，是个信仰和信念都很坚定的好干部，而随着职务的晋升，那信仰和信念反而动摇了，变质了，这种情况即便有，也只能是特例，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行。人们恐怕更愿意相信，这种人从一开始在品质上就有问题，他以后的经历，并不存在什么“蜕变”的过程，主要还是某种从逐步发展直到恶性发展的过程。

　　在已经不短的一段时间以来的反腐败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贪官们并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形象，而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他们走向犯罪的原因和路径肯定也是不同的。最近的魏鹏远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他平时穿着“很土”的服装，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案发后却从他家里搜出了上亿元的现金。

　　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潜伏期”的问题，甚至还给出了一个统计数据，说迄今为止贪官们的平均潜伏期为四年半左右。很可惜，和我们这里通常会有的缺失一样，数据的公布者没有公布其统计方法，所以我们很难确认这个潜伏期的定义，也很难判断它是长还是短。不过它至少带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带病提拔”的问题，一是这些贪官们往往都很善于伪装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个理论问题，一是他们的“潜伏环境”问题，一是这些贪官们的人格分裂问题。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报道了，讲一些贪腐高官们落马之前，怎样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向那些绝大多数都很清廉勤勉的下级，大讲特讲反腐败的重要性、紧迫性。这当然是一种伪装；但我们更需要从理论上把它视为一种人格分裂来考察。一个人格分裂的人，或者说得更直白些，一个经常说谎的人，本来应该是比较容易被察觉的。

　　近日的刘占滨案，把“不敢不要”的问题正式地提了出来。这位三精制药的董事长被立案调查期间跳楼自杀，抢救过程中曾反复说：“我不想要，可不敢不要”。此前也有过多次类似的报道，而这一次，大约还是因为“人之将死”吧，引起了舆论界的格外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我的阅读所及，其关注点仍局限在探讨为什么“不敢不要”上，而真正的理论问题却被忽略了：除了这种“不敢不要”的人，就没有“敢不要”的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敢有把握地说，“敢不要”的人是绝大多数。问题在于这种人很少有机会把这一点表现出来，因为他们很少有可能到达这种位置上。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建设，是反腐防腐中很重要、很关键的一大举措，而制度建设又离不开理论建设的支撑。制度建设，就要着眼于努力保证不让那些“不想要”、“敢不要”的人被淘汰，并且把那些“想要”和“不敢不要”的人早早淘汰掉。 （作者系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