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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玲
王小舒先生7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2012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作是继严迪昌先生《清诗史》、朱则杰先生《清诗史》之后又一部清诗史研究的力作。与前出同类著作相比,该著具有新的特色与开拓。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清代诗歌处在封建时代诗歌的最后阶段,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既集历代诗歌之成,呈现出复古融和的一面;又是向近现代过渡的重要环节,呈现出求新求变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在继承融和中又有新变。对此,王小舒先生在该卷《后记》中说得很清楚,该著作一是关注清诗与前、后代诗歌的传承关系,二是重点展示清代诗歌扬弃模拟式复古、走向集成并自成体貌的发展轨迹。这是贯穿整部著作的大思路,“史”的意识很鲜明。应该说,这个思路抓住了清诗发展演变的特征与轨迹。
这样一个大思路、大视野,不再仅仅着眼于清代诗歌流派与诗人宗唐、宗宋的具体问题,而是在更广阔、更深入的层面上探究清诗的融通变革,毕竟唐诗、宋诗也是在继承因革中发展生成的。
譬如,在论述王士禛“神韵说的三部曲”时,就将“神韵”二字溯源到六朝时期,回顾了从六朝到明后期甚至清初的演变,很有史的纵深感。因此,《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较,通史的意识更强。在研究清诗发展演变时注重诗歌发展的纵向传承,具体表现在往上追溯清诗对明代诗风的因革,同时也注意到了不同地域诗人群体不同的状态,从中追寻诗歌由明入清的发展轨迹;往下则一直延伸到辛亥革命时期,将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纳入研究的范围。这样既有利于仔细梳理清诗与前、后代诗歌的传承递转关系,同时也能够更完整地勾勒出有清一代近300年诗歌的发展面貌。
不仅如此,作者更以史的高度雄视时代思潮的起伏跌宕,如第六章以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袁枚与性灵派的崛起,揭示其近代性质,并论及性灵思潮中“扬州八怪”的呼应(著作中主要涉及郑燮)与性灵派阵营中创作力量的广泛构成,在其后的第八章“清后期融通变革的诗坛格局”中论述到作为新、旧时代纽结的龚自珍时,在强调他是新时代的预言家和新思想的启蒙者的同时,也仍然注意到了他是性灵派的传人、在精神上标榜“童心”的另一面。
《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采用了广义诗歌概念。具体说来,就是将清代诗歌、词、散曲、民歌等韵文形式统统都纳入研究的视野,而不像以往那样只研究严格意义上的诗歌。当然,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诗史》也曾采用广义诗歌概念,卷一、卷二讲论的是诗歌,卷三“近代诗史”部分讲论的是词、散曲以及小曲歌谣,但该著作的特点是讲论词、散曲以及小曲歌谣等“近代诗”的各种形式(形态)时,并没有关注同一时期诗的这种形态。因此,将广义诗歌的各种形态进行整体观照应该说是一个创新,毕竟在词、曲出现后诗歌这种形式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当兴盛。这种整合的处理不仅打通了韵文的各种体裁,在史的框架中横向观察它们各自的成长状态,更有利于寻求时代文化观念与文化潮流的作用与影响,而且还能将目光投射到文人与民间这样两种不同的创作力量,揭示雅、俗不同的创作面貌,呈现广义诗歌发展的整体生态。尤其要指出的是,将民歌纳入研究视野不仅是研究范围与研究对象的问题,更是一个研究观念的问题,我们的诗歌史不是文人诗歌史,民间的诗歌创作同样需要我们关注。
《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在内容上有新的拓展。作为长期生活于北方的学者,王小舒先生注意到一些学界不曾重视的北方诗人,尤其是北方遗民诗人。中国古代遗民诗歌,以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两个时期最为活跃,尤以明清之际的诗歌更为突出,它不仅是前代诗歌的悲壮结束,更是新朝代诗歌的辉煌起点,遗民诗歌是清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创作成就上、还是在清诗发展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代卷的第一章“遗民作家对明代诗风的因革”的“申涵光、傅山及北方诗群”一节对北方遗民诗人、诗群用不少笔墨加以述论。譬如,对“徐夜与山左诗人”的论述。山左遗民诗人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群体,但由于资料散佚等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王先生广泛搜集有关诗集与资料,对山左遗民诗人张光启、张尔岐、王象晋、徐夜、张实居、徐振芳、赵士喆、董樵、姜圻、姜埰、姜垓、宋继澄、宋琏等进行了介绍,并重点论述了徐夜等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创作情况,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山左遗民诗人群体的构成、成就与影响。还有,王先生用了相当的篇幅论介申涵光(河北人)的创作。为什么说是拓展?此前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用五章篇幅论述遗民诗人与诗群,北方只有傅山及秦晋诗群,附论中兼及河朔诗群;朱则杰先生《清诗史》遗民诗人占两章,对北方诗人诗群只简单提及,基本没有展开论述,在“遗民诗界的璀璨群星”中并不起眼。
当然,《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的创获与开拓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与此同时,它也存有个别不足之处。譬如,第九章 “晚清的词坛和散曲及民歌”中所论散曲和民歌并非只限于晚清时期,在时间界定上不够准确,与章目不十分吻合。
总之,王小舒先生的《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既博采众长,吸收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又有独到的思考与视角,体现了清诗史研究的新高度、新水平,是清诗史研究的一部崭新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