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有一本类似日记的书，叫《日知录》，里面记录了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所以顾炎武被清朝认为是清学的开山祖师，清代学问的第一人。他的学问最大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就是讲究实效。他认为以往的宋明理学太虚了，在玩概念，所以大家就认为是他开了一代学风，这个学问就叫“朴学”。他在《日知录》中提出了近代的启蒙思想，他对君权有许多批判，他认为天下之权应该集于天下之人，反对君主专权。而这个时代基本上和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相近，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的一种启蒙思想。当然同时代的黄宗羲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即亡国和亡天下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题目是“天下”，那么我们首先要讨论为什么明代的这些读书人有这么高的情操与情怀。实际上，他们是有思想基础的。基础来自哪里？远一点讲来自先秦的孔子、孟子，近一点说来自宋明理学，有这样的思想训练，他们才有可能有这样高的情怀。

　　儒家追求做人的人格，儒家讲的人格可以分好几个档次。按照孔子的说法，从正面来说，常人、君子、仁人、志士、贤人、圣人，按照阶梯来分可以有许多等级。孔子说过，圣贤是凤毛麟角，所以“圣人不可得见，得见君子可矣”。对一般人来说，能够做到君子那就很不错了。君子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大家考试60分合格，君子就相当于70分，圣贤就是80分90分以上，不能说没有，但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做“君子”就够了。孔子的这种思想主要针对士大夫。在古代，士大夫首先是读书明理的人，也是做官管理国家事务的。孔子对士提出这样的要求，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也就是一辈子都要履行这个职责，所以这条路很长，不是偶尔去做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孔子进一步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人应该追求的一种人格，古人又叫“气象”，做人的气象。

　　到了孟子，孟子讲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孟子提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做人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我们再看儒家的经典——《大学》里面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具体怎么做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步一步推出去。

　　必须注意，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天下”。

　　我们可以再举一些具体例子，如东汉的党锢领袖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另外一个党锢领袖叫陈蕃，他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他们都把“天下”作为一个理论架构提出来，这些都可以说是“天下兴亡”这句话的源头，是其学术渊源和文化传承。

　　到了宋代，儒家进入一个发展期，即所谓宋明理学阶段。继续着眼于先秦儒家提出的理想人格，强调要以圣贤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所以过去我们对宋明理学有一种错误的理解，认为宋明理学都很迂腐。实际上宋明理学境界极高，它强调了做人之道，人要有精神境界。人怎么样才能有精神境界呢？要讲气节，要讲品德操守，能发奋立志，修身养性、自我节制。所以宋明理学实际上志向都很高。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了一起。北宋大儒、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南宋大儒朱熹，“自任以天下之重”，一生都在追求这种东西。

　　我们讲点历史吧。南宋最后的时期，元朝和南宋打仗。当时，元朝的军队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铁骑一直打到欧洲。欧洲人惊呼来了一支“闪电战”的部队，把蒙古军队叫作“上帝的鞭子”。成吉思汗的儿子最远打到莫斯科边上，建立了一个国家叫金帐汗国。就是这样一支蒙古军队，过了长江以后就过不去了。宋朝的军队非常软弱，而蒙古人在战争史上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但是，蒙古人碰到最顽强的抵抗却来自最弱的南宋。从公元1235年，元军第一次攻打宋国，到1279年广东崖山之战宋朝最终灭亡，战争持续了40年。蒙古的大汗本人，蒙哥大汗1259年死于贺州的钓鱼城下。大家都看过金庸写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个郭靖，守襄阳城，就是当时的南宋。元朝的军队1267年包围了襄阳，把全城围得水泄不通，蒙古人却打了6年才把这个城市攻破，而宋军最后是因为粮食没了、武器没有了才守不住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守城战当中一个很难破的记录，一批最弱的人对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能够坚守6年。

　　当时，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出来的那些年轻的文弱书生，本来手无缚鸡之力，到这个时候都投笔从戎，死伤无数，包括状元宰相文天祥。文天祥就是理学家的传人，他百折不挠，最后被俘。忽必烈怎么诱惑他都不投降，写下了堂堂正正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还有《过零丁洋》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这是一个高考状元，全国第一名，是个文人，诗文写得不错，但根本不会打仗，却有这样的骨气。最后在广东崖山，元军把南宋小朝廷逼到了海边，最后一个宰相，进士出身的陆秀夫背着6岁的小皇帝跳到海里自杀。所以有人说“崖山之后无汉氏”，中国人的骨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么硬的，当然这个话有点过分，可是这说明了当时读书人有骨气。他们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熏陶，他们都有一种爱国的情怀，一种献身的精神。明明知道是去送死，但还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今天我们的读书人，比照一下古人，真的很惭愧。

　　到了明朝，我们看到读书人还是这样，宋朝对读书人比较宽松，但明朝政府就不一样，从朱元璋开始，明朝政府对读书人非常残酷。但明朝的读书人中有骨气的也很多。明初的方孝孺，建文帝的宰相，拼死抵抗明成祖朱棣。最后被明成祖抓起来灭十族，我们一般说九族，可连他的学生都被杀了，成了十族。海瑞怎么去见嘉靖皇帝的？抬着口棺材，说“我讲了这个话就准备马上进棺材”。然后指着嘉靖的鼻子，“你的年号叫嘉靖，老百姓怎么说你呢？什么嘉靖？家家都穷的干干净净。”嘉靖皇帝气的马上要把他杀掉，没想到当天晚上，嘉靖皇帝突然之间死掉了，海瑞真是命大，后来关了几个月被放出来了。

　　再以后就是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都是读书人，被人家称为社会的“清流”，清流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正能量，风气很正的人。东林党人坚信儒家思想，认为君子当自强不息，当以天下为己任，应该忧国忧民，所以东林书院最有名的就是门柱上的那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及其后人都是这样的一批爱国人士，比如王夫之，他协助南明抵抗清朝，抵抗了很长时间，后来南明灭亡后，不愿意留辫子，他躲到湖南的大山里，在那里反思。著书立说，写到纸都没有了，只能写在乱七八糟的废纸上。

　　我们读顾炎武的《日知录》，其中特别突出的就是读书人要有道德情操，这个道德情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礼义廉耻”。这个话是在先秦的《管子》这本书里面说的，儒家一直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以一个国家看谁，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读书人；一个社会怎么看，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民气风俗，民风纯朴不纯朴。按孔子的说法，读书人是社会的良心。他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读书人起到一个社会导向的作用，读书人要道德情操高尚，社会上文化低的人都看你们呢。如果读书人的眼睛都盯着钱，这个社会就要出事的。中国读书人的骨气到什么时候受到了最重大的打击？清朝。为什么？清朝的文字狱杀了多少读书人，以后就是理学的精神的失落。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宋明的那批读书人都是些爱国志士，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他们的理学背景支撑了他们的理想。

　　我们讲了历史，还是可以从中提炼出一些东西。比如今天我讲的“天下”这个问题。“天下”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价值观。《礼记·礼运》篇劈头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学》里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是个典型的中国概念，现在这个概念转换成了另一个概念叫“世界”，世界不是一个中国的传统概念，而是印度佛教的。“世”在佛教当中讲的是迁流、时间性的问题，“界”讲的是方位，是个空间性的东西。这在佛教的《楞严经》当中讲得很清楚，世界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上的东南西北、上下等方位。我们现在所讲的“世界”，在汉语当中渐渐流行起来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大家现在只知道“世界”，很少人知道“天下”了。

　　在古人那里，“天下”才是我们讲的“世界”的概念，当然这只是其一。“天下”在中国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它既可指中国与四方合一的世界，也可指人文与自然交会的空间；既可以是“巡狩所及，声教所被”的“五服之内”，也可以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的“普天之下”。在古人那里，“天下”不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与“国”相对的价值体，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是现实的以“国”为基本形态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最后依据。同时，“天下”也是古人处理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理论依据，如“先王耀德不观兵”，这是“推己及人”的理想主义，即依靠自身的声威和德化感召使别的民族和国家归附；“王者不治夷狄”，这是“和而不同”、“反求诸己”的现实主义，即以合情合理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间文化和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而不必强求改变“他者”。

　　古代中国人很少强调突出民族，因为中国人始终强调的是“天下”的问题，比如梁漱溟说，中国是“国家即天下，天下即国家”。所以衡量一个民族不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是以文化为单位的。古人讲“礼失求诸野”“尽弃所学而学之”等说法，那是很普通的。因此，中国人吸收外来的东西比较容易，只要比我好的东西就要学，因为我们以文化作为标志。所以你看中国人，各种宗教在中国的争斗就不严重，我跑到江浙两省的乡下去，跑到农民家里一看，怪怪的，儒、佛、道、耶什么都有，好像互相都不矛盾，和平共处。进门是个大财神爷，那是道教的；一拐弯老太太房间里是个观音菩萨；到一个女性房间里，那里有圣母像，圣母玛丽亚抱着个小耶稣，一点不矛盾，其乐融融，你信你的道教，他信他的佛教，她信她的天主教，一点不矛盾。厅堂里还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可是儒家的。中国人不强调冲突而重和谐，你有好东西我们就吸收。中国人心胸特别开阔，这在其他任何讲宗教的地方很难想象。假如你是个异教徒，就要改造你，不听可以打死你。西方基督教十字军和伊斯兰教徒打了多少年，成了宗教战争。

　　我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要考察各种教堂，了解外国的文化。当他们发现有一个中国人来的时候，并不反对你，而是大家都看着你，没有声音，看的我直发怵。一个陌生人来了，眼睛都看着你，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中国始终有一种“天下”的观念，所以梁漱溟说，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是以文明作为评判标准的，因此当我们科学技术落后了，我们“礼失求诸野”——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民主；当我们对生命存在等终极关怀问题思考不多，我们就向佛教学习。

　　人类历史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和资本依其本性的扩张，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天下”缩变为“民族国家”的痛苦历程。可“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只是一个西方近代以来“国际法”的概念，以表示国家的内外主权，在学理上它并不高于国家理论，更没有任何高于国家的理想和价值观。因此，尽管中国人被迫接受了这个概念，但“天下大同”（康有为）、“天下为公”（孙中山）、“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理想信念。我们古人讲的“天下”观念，实际就是讲以天下为己任，就是一种责任心；以天下为己任，你就有爱国心，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我们始终是有个天下观。

　　对世界负责任，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的视野，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曾犀利地预见，资本的行为是全球化的，但每一个做出这个行为的主体却受制于一种狭隘的利益——无论是资本的私人占有还是民族性。因此，马克思期望通过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来破这个困局。

　　当然，进入近代历史以后，中国人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到今天，我们看看“天下”这个概念还有没有价值？我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全球化、一体化，是“地球村”时代。但人类现在已经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法解决，如环境污染问题、能源匮乏问题、世界大战问题。美国人开口闭口就是国家利益，如果每个国家都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单位的话，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就没法解决。因为你有你的国家利益，我有我的国家利益。我们现在有联合国，联合国处理什么问题？联合国没有一个天下的概念，所以他没法解决问题。实际上要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要突出强调我是什么国家，你是什么国家。你是“他者”，他者就是自己的坟墓——这是西方哲学中的一种说法。如果人人都把他者作为自己的坟墓的话，人类必然走向灭亡。所以中国的“天下”观念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世界性的意义。

　　比方说，现在世界气候大会，为什么条约都签不下来。那些早先发达的国家他们发展起来了。如英国工业革命时，雾霾比我们今天严重得多，伦敦是有名的“雾都”，可现在发展多好；泰晤士河原先比我们上海的苏州河还脏，现在可以养鱼了。哈佛大学边上是查尔斯河，查尔斯河当时臭得一塌糊涂，五十年代在哈佛读书的杜维明先生，他说从查尔斯河掉下去，身上的臭味一个月都洗不掉，比我们的苏州河还臭许多，可现在查尔斯河清晰得可以见底。他们发展了以后，利用第三世界的能源、资源、廉价劳动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本，然后花大钱去搞环境治理，搞好了。现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也要起来了，我们讲的“金砖五国”它们也要发展，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它们也要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肯定要造成大面积的建筑、空气污染、碳排放量等等，所以国际气候组织说大家要出钱治理环境，先发展的资本主义都不同意多出钱，《京都议定书》美国第一个不签字，本来你早发展起来，占用资源多了，应该多出点钱，他说NO，如要出十块钱，十个国家一个一块，我一个子都不多给，那穷的、后发的国家当然不同意了，所以这个条约永远签不下来。碰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如果没有一种“天下为怀”的情怀，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什么生态保护、绿色和平、可持续发展等等，能做到吗？你在这里保护，那边却在破坏。比如上次日本的海啸，核电厂里的反应堆破了，那就是全世界的问题，现在两极的臭氧层已经破坏到什么程度？没有国家去管，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全球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天下”胸怀的话，实际上是没法处理的。我们从中国古人的天下为怀的情怀当中，不仅可以体会到每个人对自己这个国家的责任，同时还应该有更大的——对人类的责任。

　　因为当前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理念，没法解人类当下的困局，他们缺乏一种全球文明秩序的世界性的价值理念，所以人类没法保证对世界负责，没法保证世界的和谐发展，因为牵涉到国家利益。所以美国人老在讲国家利益，我们没有必要跟在美国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们要超越他们，国家利益只是一个局部的利益，还有更高的利益。我们要以“天下”“人类”作为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人类的角度去理解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开创出一条中国人讲的实现“天下大同”的“王道”，这将是中华文明对今日世界最大的贡献——一种价值理念的贡献。

　　当然，有人会担心现在民族国家盛行，你提倡“天下为怀”不切实际，在实践中会起副作用，这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这不是一种哲学的思考，而是现实政治的计算，我们知道当下的世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通行无阻，但这个绝不能成为人类的理想，否则人类必然走向灭亡。因为按照这种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丛林原则，谁的拳头大，谁的力气大，谁就有道理，那就没有道理可讲了。所以这是一套理想，这种理想未必是马上就可以实现的东西，那不一定是实然的而是一种应然——即应该是这样的。人类应该往那个方向去追求，人类才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否则的话人类到最后同归于尽。

　　我们通过了解古人，从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价值理念中，体认到把自己个体的责任与群体的责任、人类的责任联系在一起，那么你就可以有一种情怀，小到个人、中到家庭、大到国家，再大一点是世界、人类、未来。我觉得我们的古人当中确实有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天下”观念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徐洪兴 上海市人，1954年出生。中国哲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经学史、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