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严重地动摇了西晋的统治基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移民开始大规模地南渡江左避难。

　　在这次北人南迁的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是中原士族，史书记载“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王导传》）。河南、山东等地的世家大族和当时在都城洛阳任职的其他地区的官僚几乎悉数南渡。他们以原籍或宗族为单位，率领所属部曲、佃户集体迁徙，有时达到数千人。据《晋书》记载，当时南渡的中原士族主要有：以谢鲲为代表的陈郡阳夏谢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鄢陵庾氏，以桓彝为代表的谯国桓氏，以褚裒为代表的颍川阳翟褚氏，以袁瑰为代表的陈郡袁氏，以周顗为代表的汝南周氏，以钟雅为代表的颍川钟氏，以应詹为代表的汝南应氏，以范坚、范汪为代表的南阳范氏，以荀崧为代表的颖川荀氏，以殷羡为代表的陈郡长平殷氏，以蔡谟为代表的济阳考城蔡氏，以阮裕为代表的陈留阮氏，以李充为代表的江夏李氏，以何充为代表的庐江何氏，以郗鉴为代表的高平郗氏，以羊曼为代表的泰山羊氏等，他们主要迁居到以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不仅建康及其附近地区聚集了许多中原士族，就连在当时被认为偏远的福建地区，也有中原大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等八族迁入。谭其骧先生推测，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有九十万，占当时总人口六分之一。葛剑雄先生在《简明中国移民史》中推算，至刘宋大明八年，南渡移民总数可能在二百万左右。如此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史上，中原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中原不仅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在五胡交侵、中原沦陷的历史背景下，中原移民的南渡，带动了华夏文明的南播。两晋之际，华夏传统文化未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因遭入侵而衰落和毁灭，中原南渡移民功莫大焉。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充分肯定了中原移民对江南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原遗黎南渡，虽为民族一般之趋势，然其间要以冠冕缙绅之流尤盛。”“考东晋、南朝虽立国江左，然其庙堂卿相，要皆以过江中州人士及其后裔任之。……自是而后，东南人物声教之盛，遂凌驾北土而上之。”中原移民南渡，使中国的文化中心第一次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风貌和历史进程。据葛洪《抱朴子》记载，江南士人不但浸染洛下玄风，连中原士族的书法、语言、甚至丧葬的哭法和居丧的风俗，都要亦步亦趋加以模仿，由此可见中原移民对江南社会的巨大影响。在此以前，南方文化远不能与北方相提并论，至此以后，南北方不仅在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因南北对峙而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文学、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而中原移民对六朝江南文化发展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数端：

　　其一，复兴文化传统，倡导儒学教育。魏晋以来，玄学盛行，成为玄学家抨击儒学的武器。东晋以后，中原南渡人士深刻反思，认识到儒学、礼治对稳定江东政权的重要性，提出振兴儒学的主张。如太兴初年，陈頵上书说：“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乱，故贡举不试。宜渐循旧，搜扬隐逸，试以经策。”王导请元帝设置五经博士，兴建学校，“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与王导同为东晋初年重臣的征西将军庾亮镇守武昌时，针对丧乱以来“《诗》《书》荒废，颂声寂寞”的情况，在武昌“开置学官，起立讲舍。亮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对西晋玄学误国的沉痛反思，对儒学功能的重新肯定，奠定了东晋统治者以儒学立国的思想基础。儒学观念作为凝聚民族的精神力量始终在中原移民中存在着。

　　其二，推动了华夏学术的演进和发展。魏晋以来，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学术风尚渐变，玄学新思潮在黄河以南的中下游地区流行蔓延。永嘉之乱后，玄学并未因京洛倾覆而消失，而是随着中原士人的南渡风被江左，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成为新的玄学传播中心。不但如此，士人还将玄学与佛学融通，使东汉即传入我国的佛学开始真正地融入中国文化。据《晋书》《世说新语》《高僧传》等记载，东晋名士王导、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等与高僧支遁、竺法深、康僧渊、支愍度、慧远等交往密切。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又载谢安、许询、支遁等人集会，谈《庄子·渔父》，支遁“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玄佛相参、玄佛合流已成为时代潮流，中古学术思想亦由此发生深刻转型，而这与中原移民文化无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三，保留华夏文明传统，为隋唐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东晋时期，中原士人大批南渡，将中原文化带到江南，并与南方文化碰撞融合、共同发展。正如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的两周》所指出的：“胡人若真过江，南方脆弱的汉族势力实有完全消灭的危险。南北两失，汉族将来能否复兴，很成问题。……北族内侵一次，汉族就大规模的渡江向南移殖一次。”中原文化南移，浸润于这块新的文化土壤，重获新生。而迁入中原的鲜卑诸族，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融合不断汉化，对南方汉文化充满认同和仰慕效仿。如高欢评价梁武帝说：“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隋唐之大一统，才能实现华夏文化新的复兴。

　　其四，家学昌盛，文化传承通过家族教育得以赓续。陈寅恪先生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指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反映了东晋至南朝以来，中原南渡士族对子弟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不同家族，也往往体现出不同的家学特色。如琅琊王氏王彪之、王珣、王谧等人都继承了王氏尚儒务实家风，在当政时或重视礼法，或垂意经世致用。入宋以后，官至太保的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宋书·王弘传》）魏晋门阀制度形成后，谱牒盛行。谱牒是中华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凝聚宗族力量起着重要作用。

　　综之，永嘉时期中原移民的南渡，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它不仅是人口的大迁徙，更是文化的大迁徙。它客观上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改变了中国文化演进的空间格局，同时也开启了江南开发的序幕，对六朝江南的社会发展影响至深。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