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是一种中外互动的过程，只有中外涵化，我们的话语体系方能更加健全，更具有生命力。中国本土文化在先秦、秦汉已蔚然大观，构建了自己的范畴体系。但先秦、秦汉并未终结中国话语系统，以后还有重大发展，其间有两个过程：第一是古今转化，第二是中外互动。现在略论第二个过程。

　　这个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中印互动。中国固有文化，和佛学之间经过了互动和相互涵化以后，形成了中国的中古、近古乃至近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两大系统。一个是吸收了佛学成果的新儒学。宋明新儒学吸收了佛学的思辨成果，又保持和发扬了儒学的基本精神，这个“援佛入儒”的结晶就是“理学”。另一个则是中国化的佛教。

　　就语汇系统而言，我们自中古以来直到近代，所使用的语言，大量都是儒释道交融互动而形成的，包括一些核心概念，如“世界”、“时间”、“空间”、“唯心”、“真理”，都是中国的佛学新语，非常精确，而且是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一种翻译，这些词汇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中外文化的互动、涵化，对建立并丰富我们的语汇系统，以及我们的思维系统，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个阶段即中西互动，我们现在还身在其中。此阶段追溯得早一点，便是始于“明清之际”，到现在有四百年了。大规模的开展则是始于“清民之际”，自晚清民国开始，中西文化的交融，影响更大。

　　当然，在中西互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胡适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是用西方哲学的系统来“格义”我们的哲学，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系统统帅、界定中国哲学。胡适、冯友兰的中哲论著是有重要贡献的，不能抹杀，但是也存在问题，便是忽视中国从先秦以来的范畴体系，或者说用中国范畴附会西方范畴。事实上，先秦以来中国有一整套含义深刻的范畴，也是已经深入到中国大众和精英的生活当中去的一套我们自己的范畴系统。我们应当坚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可以并且应当将中西哲学范畴加以比较、相互补充，但不能以我附人，不能以西哲凌驾中哲之上。不能只是以西格中，中西哲学应当相互格义，这正是中国哲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作者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