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科举制的完善

　　任何一种制度，在它出现的初期都会呈现出粗陋的特点，出于改善的愿望和积极应对，也会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制度随之趋于完善。从察举征辟制到九品官人法的演进，表明封建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科举制从隋唐产生，中经宋元明清，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完善的过程。

　　在唐宋时期，考试科目甚多。隋时有明经科，唐朝除了明经科、进士科，还有明法、明算、三经科、五经科、诗科等等。自宋中期后的反复变动，至元明时则归于一科，即进士科。从考试内容看，原先侧重的诗赋的灵动内容渐被阉割，而代之以纯粹的儒家经典。宋朝时，《论语》、《孟子》只是作为兼经而非主经对待，到元朝时“四书”则成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明清时期更是如此。不管是乡试，还是会试，第一场无疑都包含了四书义。

　　唐朝有所谓的行卷现象，就是士子把自己的文章送给当时那些比较重要的官员，希望赢得他们的赏识，得到他们的推荐，这其实就是嘱托行为。宋初还存在，后来遭到禁止。还有，严禁知贡举官与考生间发生关系，以防恩出私门，考官和门生间形成师徒关系，日后结党营私。当然这种关系到后来仍是存在的，比如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座主和门生关系，还直接介入和影响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活。

　　到了宋代，科举制的考试体系逐渐完善，形成三级构架：地方的解试、中央的省试和殿试。现在有人说科举考试分为五级，还包含童生试和庶吉士试，是不确当的。因为童生试属于学院（提督学政负责的）层面，而庶吉士的选拔（也称朝考）在二、三甲进士中再选，选出者到翰林院学习，属于翰林院而非礼部负责的事务。官员的培养、选拔和考核，其实是密切关联的三个梯级，即学校、科举、铨选。铨选是官员层面的考核；科举是把学生变成官员的环节；学校只是养士的阶段，其取得入学资格的考试即童生试，是不能算作科举考试的一个标准层级的。乡试在宋代称作解试，这些人在录取后再送往京师考试，有解送之意，明清时期称乡试魁首为解元，与此意相通。再进一步的考试叫省试，或称礼部试。北宋中央有个尚书省，考试归尚书省下属的礼部负责，所以才有上面各从不同角度出发的两种称谓，明清时期称为会试。省试之后为殿试（或称廷试），由皇帝主持，或是委托大臣以皇帝名义对贡士所进行的考试。

　　殿试录取分为三甲；第一甲（又称鼎甲）有三名，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这种划分和称谓是在元朝时确定下来的，明清时期沿袭了元朝的这种划分和称谓。最初，北宋的省试录取额和殿试录取额之间是不等额的，在殿试环节有黜落，采取淘汰制，但自宋中期后渐趋于等额录取。明清时期，除了某个特殊时期和情况，这种等额录取制成为固定的制度。这种制度内涵就是：一旦在会试中录取，在殿试中不再黜落，所改变的只是考试中的名次，包含了对举子极其优待的精神。

　　这种殿试形式在宋代经历了细节上的充实和变化。起初是一年一举，还有两年一举，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确定为三年一行。因为考试的间隔太短，而且每科录取太多，自然会产生大量官员，引发冗官问题。宋到了明清时期，进入相对固定阶段，每科进士录取额在二三百人左右。

　　长期的考试举行、官员选拔和政治运作关系的摸索，为三年一科的周期以及每科录取规模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也即是说，科际间隔和每科录取额的限定是封建政权长期政治实践的结果。而这种长期经验积累所产生的制度设计确有很多妙处，就是在科举考试规模和官员需求之间有一个相对模糊的平衡跨度，太大和太小都不适合，而最终则趋于一个合理的中数。

　　宋代还推出了一些完善科举的相关制度。如锁院制度，即负责贡举的主考官和考试官在接到诏书后即赴贡院，以免外间请托。刚才讲到的地方乡试和在京师会试，明清时皆分三场，每场三天。每场的三天，士子是锁在棘闱之内的，因此须自备装笔砚的考篮和盛食物的食盒。以前读书人缺少锻炼，一些士子又家境贫寒，身体孱弱，稍感风寒，或是疾病，甚或死在贡院之内。方志的贞节传的守寡者许多都是生员的妻子。

　　再如试卷弥封制度和誊录制度。试卷的卷头例要书写履历，包括自己的年龄、本贯、相貌等信息，还要开列三代，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角色。为防止作弊，这些信息都要弥封，做上编号。试卷弥封后，交誊录生用朱笔把考生的试卷誊录一遍，称朱卷，主要用以防范考官熟悉考生字体而作弊。誊录后，还要对读试卷。誊录人在抄录过程中少抄几句，或者誊错几句，都会造成文义的差池，失却原先的效果。明后期某些地方的乡试就曾发生过故意把卷誊错，或者截句，即把别人卷子里的段落截取到另一考生卷子里的事件。所以需要磨勘或对读，以免发生错误。对读后交与掌卷官，然后通过内监试官交由考官批阅。

　　在唐朝，即便考取了进士科，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做官，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多次考试。在宋朝，举人并不直接授官，而到明朝就有所不同了，由乡试产生的举人，只要不想继续追逐进士身份，就可获授官职。不过，官阶会低一些，多是地方各级儒学的教官，有时也会授予偏远地区的知县。

　　科举制从隋唐时期产生后，经历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匠心构筑而不断完善。

　　现在学生在写作时也讲破题，即导入和切入主题，然后渐次展开，最后收束和归结。但是，当你把它精细到第几句必须如何做的时候，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

　　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一下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其一，科举制的推行扩大了国家的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队伍的素养。在门阀统治时期，统治权被上层士族垄断，世袭相传，将出身寒族的精英分子排除出权力层之外，从本质上讲缺乏官员队伍补充新鲜血液的机制，表现出凝固和封闭的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其退化和腐败的倾向愈加暴露。而科举制则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人才选拔制度，能把不同阶层的精英分子源源不断地吸纳到统治层内，统治基础不断扩大，官僚体系也获得了有效的代谢机制，有助于官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升和改善，这样国家的运行也充满了活力和高效。

　　其二，科举制的推行有助于社会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科举向全社会开放，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和权利。为了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就需要加入考试队伍。只要努力学习就有可能进入仕途，这就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识字—读书—考试”的道路，而宋代以降逐渐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为廉价的科举用书提供了保障和支持。这样，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由于百姓识字率的上升而相应地得到提高。

　　经亦载道，书亦载道，四书五经主要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士子长期的经书诵读，在不自觉中实现了道德熏染、内化和对自身行为约束的规范，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士子把科举考试作为敲门砖、进入仕途后蜕化变质的情况，但我们更应看到这种国家治理经验学习和伦理道德养成合一的培养模式的作用。封建社会许多有操守官员的存在，正是这种独特的具有多重功用培养方式的结果，对此应给予正视和积极评价。

　　其三，科举制的某些规定有助于促进偏僻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文化进步，增强了其向心力和对国家的认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传统国家认为：天下黎民皆为天子赤子，一视同仁。如在明代，比较偏远的云贵地区，其文化层次根本无法与先进的江南地区相比。中央政府基于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为保证相对落后地区文化的继起和发展，采取分区配额制，保证偏僻地区的权利和机会，而且随其整体社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乡试解额，甚或给予一定的倾斜，这则有利于边疆和僻远地区的文化进步和社会发展。这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

　　当然，科举制也有它的局限性。

　　首先，八股文的局限。八股文是文体形式，它不是从科举制产生时就出现的，据学者考证，它始于明朝成化年间。乡试、会试第一场的四书义和五经义的题目均须用八股文来做。八股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股又分两股。当然，这里面肯定遵循了一定的作文原则，即起承转合的关系。其实，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也有其合理因素。现在学生在写作时也讲破题，即导入和切入主题，然后渐次展开，最后收束和归结。但是，当你把它精细到第几句必须如何做的时候，这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是八股文的弊病所在。它的格套意义超过了表现作用，限制了思想的自由表达。

　　其次，时文盛行的弊端。在科举时代，年轻士子为走捷径，不去读经书白文和大量注疏，做融会贯通的功夫，只读时文。当时书坊出于利益驱动，迎合这种需要，或从诸科程墨中选取，或是雇人编撰，刊刻售卖，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宋元明清时期这样的考试用书。稍聪明的士子只要背诵百十篇时文，然后加以拼接，便可侥幸获取一第。这样的做法会产生两种负面结果：一是导致年轻士子养成不看儒家原典和注疏的习惯，因而不可能养成真才实学，造成“束书不观”的空疏之风。二是这种做法会产生连带作用，导致士子形成浮躁、轻薄的作风和侥幸念头，不能稳健持重，也就不可能在未来的为官行政中踏实肯干、产生实效。

　　最后，考试科目的单一和僵化，阻滞了多方面人才的成长。如在唐朝，除了明经科外，还有明法、明算等科。宋代之后，却归于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也限于四书五经的狭窄范围，清代虽有试帖诗，但基本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单一的科目设定不利于多种专门人才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