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有改革决议中明确列出来了的改革目标,也有隐藏在这些改革目标背后需要准备、夯实的内在功夫。对于新一轮改革来说,儒学能在改革的内在功夫和具体目标实现方面提供助力。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最大贡献应是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进而推动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正是改革的最大目标。

　　就夯实改革内功来看,儒学的作用主要包括:

　　凝聚改革共识。包括知识界共识和大众共识。在中国知识界,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民间还存在多种价值或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这些主义间相互有冲突,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计不尽相同,中国要凝聚改革共识就须把这些不同的主义信奉者凝聚到同一面旗下。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好的资源。在大众共识方面,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因素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淡,但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为止社会大众最熟悉、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传统的东西。

　　提升改革成效。这一轮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是制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变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能力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在新制度建立后,需要一批信奉新制度并熟练掌握、运用新制度的官员,因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指官员队伍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员,通过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员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光有新制度和新官员是不够的,还得有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的社会大众,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经常采取违规甚至对抗行为,新制度将很难正常运转,新官员也将疲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确保、提升改革成效应“新民”,即培养具有新观念、新道德的社会大众,改革之后的国家应是“旧邦新民”的国家。儒家中有大量革新制度和塑造“新民”的资源。习总书记视察孔府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通过改革激发人们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即自觉遵守、践行制度的能力。

　　形塑改革者。改革中,改革者的角色至为关键和重要。对改革者来说,要顺利推行改革、实现改革目标,除应具有足够权威外,还要有坚定的改革意志、不畏强权的改革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甚至要随时做好为改革牺牲的准备。这样的改革者就是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改革者就应是志士仁人,只有具备“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改革者才能不畏艰险、才能一往无前。培养这样的改革者,儒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儒家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精神。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中国近年有些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和利益集团的阻扰有关,也和改革者是否具有“志士仁人”的精神有关。新一轮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拔一批认同改革、信奉改革的人,让他们做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坚守者；更要让社会大众切实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的受益者,通过增大改革的受益者进而造就更多的改革支持者和守护者,造就更多愿意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

　　新一轮改革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等六大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目标,对于其中的一些改革目标,儒学能贡献自身资源。在社会治理上,传统儒家的乡村自治、家族自治传统能提供启发。相对今天来说,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在社会大众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却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和稳定,也能较好解决社会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借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源儒家也是很多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水草木和人一样都富有生命和灵性,不能随意破坏。

　　中国新一轮改革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进行的,然而民族复兴的条件,除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外,还需要文化复兴,没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大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也愿意称呼中国为儒教国家、儒家中国,儒家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国软实力建设、中华文化复兴离不开儒学,甚至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复兴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

　　儒学在为改革贡献资源的同时,改革也能促进儒学的发展。事实上,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衰落必然预示着民族的衰落,相反,文化的兴盛也必然会助力民族的强盛。

　　(根据作者的“儒学与当前改革”演讲整理,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