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走进学校的理由和视角都不相同，但对于一个教育行政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善于捕捉学校改革过程中最灵动的智慧经验，用这些生动的案例来佐证和支撑教育政策，从而让教育政策更丰满、更富有人性；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从学校中汲取养料，发现改革中的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从而形成下一阶段继续深化和引领的政策制度。我想，这就是教育行政与学校实践相互滋养的生态关系吧。

　　■尹后庆

　　促使我这个从没有当过一天校长的教育行政工作者下决心写一写自己对学校办学的思考有两个原因：一是任何一项政策制度的形成如果离开了在学校实践中的落实，往往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法落地，要让教育理念与行政要求转化为实践行动，必须依靠学校，因此，作为教育行政管理者就必须了解学校、走进学校；二是30多年来让我履行行政职责走向成熟的很重要的因素也是一所所鲜活的学校和一批批共同携手经历改革的校长们。教育理念和行动智慧从来都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智慧相互作用、相互滋养而逐渐形成的。

　　我观察学校有两条原则：一是到学校去一定要听课，只有听课才能让你全面了解整个学校的环境。这里指的环境，不仅仅是打扫得是否窗明几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在课堂上，你能看到这所学校的师生关系怎么样、学生的学习状态如何；在与校长、教师的交谈中，你能发现这所学校校长和教师的教育观念怎么样，他们对教学的理解是什么等，这些都是学校的软环境。

　　二是通过观察、交谈来了解教育管理层面制定的政策能不能在基层学校得到落实。能够落实的学校是怎么落实的，在落实的过程中有没有创造出可以推广的经验；如果没能落实，那么问题又出现在哪里，是政策制定不贴切还是学校管理上的漏洞，抑或是转化教师个体行动时的认知偏差。深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才能帮助决策层更好地改进和调整政策设计，或者让好的制度设计拥有可操作的鲜活实践。这一条对于行政机关始终保持对基层工作的敏锐性和有效性，克服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这就是教育行政人员需要始终操练的基本功。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特别是经过长期与校长的充分交流以及在学校场景中的观察、分析、研究，让我从间接经验和现场感悟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学校管理的知识结构，有了这样的积累，就在宏观角度的鸟瞰能力与微观领域剔透的洞察能力之间架起了桥梁。现在回想起来，对我的行政决策产生深刻影响并且建立起评判学校标准的有两个重要环节。

　　一是我写《校长的文化自觉与教育创新》这篇文章。文章写于2008年，也就是2007年我回到教委后一年。我看到了当时的一些现象：作为引领教育改革风向的一些高中学校校长受一味追求升学率的影响，改革的动力不足，似乎有些迷茫；有些校长深陷其中，失去了学校应该朝哪里走的远见和动力。

　　高中怎么了？如果我们的高中学校校长受到社会思潮和风气的影响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或者只是停留在上一轮改革的功劳簿上，或以优秀生源、以分数和排名为学校赚取所谓的声誉，那么校长和学校的教育境界就会大大下降，整个教育体系也会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如何弘扬高中的独立价值，如何让高中学校找到发展的新台阶，如何迅速度过新老交替，让年轻一代校长在继承的基础上焕发改革的内在能量，这些问题的破解或许都不是开一次会议讲几句话所能解决的。

　　正在我反复叩问和思考的时候，我再次阅读了《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一书，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启发。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在我看来，文化自觉是对观念和行为的觉悟，是对观念和行为的扬弃与创造，是对观念和行为自主性的生成与确立。因此，文化自觉的核心是对自身行为的选择在本能上的自觉性。而这些对于当时的高中校长而言太重要了，我们的校长应该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而所有的智慧和勇气应当来自于我们的“文化自觉”。

　　那么，这样的文化自觉应该是什么呢？我反复推敲后豁然开朗，写下“不局限于行政的推动，不束缚于潜规则，不屈服于世俗压力”这三句话，这是我从现实出发认为现今校长应该达到的文化自觉的高度。

　　当然，仅仅讲道理、说理念是不够的，必须给跃跃欲试的校长一些可操作的项目，于是聚焦课程改革的校长课程领导力项目和高中学生创新素养项目，以及后来推出的特色高中创建项目，让高中校长找到了抓手，而学校的面貌更新和校长的状态改变对每一个学段的提升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是推出“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如果说前者更多是作用在每一个校长身上的话，那么这个项目则对我内心的触动特别深，因为它让我非常清醒和深刻地认识到“今天必须重新定义好学校”。尽管“重新定义好学校”的命题在2001年就已提出，但面对现今的教育实践，这一命题更加值得我们去叩问和反思。

　　什么是好学校？分数排名第一的学校不一定是好学校，择校率最高的学校不一定是好学校，离开教育本原的学校更不是好学校。我们需要改变传统观念中用一把尺子衡量和评判所有学校的做法，我们应该用多元的尺子来衡量每一所学校在对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增值价值。

　　在推进新优质学校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自身也同样处于现实的摇摆之中，在对功利的追求和对育人本原追求的交织之中摇摆。这暴露了一个很严峻的现实：教育的专业性与社会理解教育的简单化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社会认识的简单化，容易影响并导致教育过程中精神生命的窒息和教育工作者专业道德的泯灭。而自从我们推出“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以来，一所所家门口学校的办学经验给了我信心和勇气，过程是艰苦的，需要我们去坚守，需要我们通过坚定的专业立场去捍卫崇高的人类文化精神。

　　这就是走进学校给我带来的不断的思想升华和对教育反复的价值审视。每一个人走进学校的理由和视角都不相同，但对于一个教育行政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善于捕捉学校改革过程中最灵动的智慧经验，用这些生动的案例来佐证和支撑教育政策，从而让教育政策更丰满、更富有人性；同时我们也要更多地从学校中汲取养料，发现改革中的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从而形成下一阶段继续深化和引领的政策制度。我想，这就是教育行政与学校实践相互滋养的生态关系吧。

　　（作者系上海市教委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