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工作者感到迷茫的是“最后一公里”怎么走，相互学习、互相借鉴，是大家目前能找到的最好方式。非官方、非机构的自组织，当前已经形成了课改、教研的“第三种力量”，正悄然推动着区域教育的发展。

　　■本报记者 苏婷 通讯员 姜正川

　　日前，来自江苏、四川、浙江的50多位区县教育局长或校长，聚首在江苏省淮安市徐阳中学的教室，参加由苏派课改联盟举办的年度校长论坛。进课堂，跟班走，看改革，是这个联盟每次聚会必须有的“节目”。要说这些校长们日日耕耘在校园，为什么一进到别人家的“地”里，还有那么强烈的新鲜感而且态度那么认真？“我们就是来学人家怎么改的！”

　　不经意间，这类联盟、集群、共同体等等的自发研究课改的组织，近年来在学校间、区域间蓬勃生长。就在这个联盟活动的同时，也许还正有数个、数十数百个类似的活动在其他地方或在线上进行着同样的活动。这种非官方、非机构的自组织，当前已经形成了课改、教研的“第三种力量”，正悄然推动着区域教育的发展。

　　应时而生：奋战“最后一公里”

　　整个上午在徐阳中学听课后，该校校长与大家互动环节，诸位来学习的校长甚至“抢”话筒发言，把自己的困惑、疑难一股脑儿端出，希冀在众多同行同道中找到解决方案。一位女校长一口气提出了四五个具体问题，并求“逐个回答”，尽显大家对课改过程中操作层面的“技术性渴求”。

　　因为有需求、有动力，这种自觉学习、主动探求的精神，充溢在此类自组织的活动中。

　　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现象说起：几所江苏、山东的课改名校每天都门庭若市，经年不衰地接待来自各方的参观学习者。有的来观摩课堂和学校管理，有的干脆来“跟岗实习”，或几天或几周，有关的研究会也相继成立。除此之外，围绕新课改的诸主题，在全国诞生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研究性自组织，大家聚合起来探讨现象，探寻方法，探索出路。一位校长这样解释这一现象：“课改，说得多，做得也不少。但停留在理论层面、形式化的东西太多，可操作的手段、方法太少。所以大家在改革过程中，光低头自己开垦道路是走不动、行不通的，所以要从先行者、同行者的足迹中找轨迹，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另一位校长则比喻说：“改革的目标和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现在一线工作者感到迷茫的是‘最后一公里’怎么走。因为没有现成的路，也不可能等到有百分之百科学的经验时大家都‘齐步走’，所以相互学习、互相借鉴，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好方式。”

　　记者在一个名为“千校联盟1号群”的qq群里，看到一份由海南农垦中学校长靳云奎起草的“告兄弟联盟书”，其中的话很有代表性：“这个联盟没有行政指令，完全是想搞改革、搞创新的一群人集合；我们来自大江南北，人不分等，校不讲级，也不论学术水平，只要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就可以走到一起。在改革的路上，我们既会互相帮衬，也会彼此争论，但从此不再孤单、寂寞！”

　　草根探索：朴素的“实用主义”

　　“为什么去了那些名校，看了激动，回来却不动呢？”不少校长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这些课改的样本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非典型的无法移植，譬如那几所名校的经验没人能复制；而典型的完全可以学习，所以大家应该交流起来。

　　典型的，也是草根们各自探索的“接地气”的实用经验。如徐阳中学通过力推小组合作学习，使这所农村初中的学生德育和校园文化建设都面貌一新，学习成绩也一路向上。而通过竞聘从一所四星级高中校长并不华丽地“转身”过来的校长王成兵，凭着勇气和智慧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用“自创动作”把学校带成了当地名校。此次苏派课改联盟的校长们就在这个教育现场集聚，带着一线教师们反馈的困惑来分享推进小组合作学习中的小组建设、评价体系、小组文化等方面的经验。

　　一个地方进行的某项教育教学改革，大都经过了大量的实践和研究，形成了成功的经验；其他地方前去学习并结合自身实际将之移植到本地的改革之中，这种有人认为是“杂交优势”、有人愿称为“转基因”式的创新方式，目前正在流行，也被证明是一种推进地方教育发展的“捷径”。草根们在探索中更相信切口小、针对性强的实战经验，各类学校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学习样本。如浙江安吉递铺镇南北庄中学，虽然是一所全部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弟的学校，虽然教师平均年龄50岁，虽然整栋教学楼只有12个教室，但因其在小组合作学习研究中的特色，去年就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所学校参观取经。一些地方的优质学校也在“求经验”的队列中。如浙江桐乡求是实验中学已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名校，但校长张国良觉得身处与同类学校升学率的恶性竞争中，师生拼得很苦而其他能力并没有发展。他走出来找盟友们学习经验，下决心要搞“着眼于学生成长”的改革。

　　靳云奎校长将这些草根探索比作一支支筷子，而联盟就是要让“一把筷子折不断”。

　　借力发力：区域教育乘势而上

　　当下，区域间、学校间横向的学习研究性自组织，或大或小地活跃着，成为地方教育发展的一种推力。

　　浙江省安吉县的教改是个鲜明的例证。该县4年前开始由点到面推行以小组合作学习为标志的改革。过程中，就是靠着外面“大”联盟和本地“小”联盟一步步渐入佳境。一方面，“大”联盟提供了多地的经验信息；另一方面，县内教改实验校的校长包括局长结成了“小”联盟，每周必聚集探讨新情况新问题。“当改革进入到一定阶段，我们想往前推却难推动的时候，还是要依托联盟，到别的学校看看别人在怎么做，用来促动自己。”安吉县教育局副局长蔡洪伟说。

　　在四川宜宾翠屏区，区域内将中小学分出6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研修联组，有专门的工作经费支持这种“小”联盟的研究。该区“最强的初中”8中校长孙志明，除了参加片区活动外，还经常要借力“大联盟”，每次都是“准备充分后带着一两个浓缩的问题、带几位教师到外校学习”。

　　苏州市木渎中学校长周先荣，形容学校的改革“靠自己的组织也靠上级组织”：该校先后派出了100人次左右的教师到进行同类改革的学校跟岗培训，而后在教育局支持下要来“专供”的教研员，也要来特殊的政策进行改革，换来了教师成长、学校发展。

　　“过去的教师培训和教学研究是东请西请、东学西学，钱没少扔，却没听到什么响声。实践证明这种指向性明确的学习研究最有实效。”蔡洪伟认为。浙江省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也有同感：“以前教师完成96学时的继续教育是在被推着学，培训太过于讲究整齐划一，而没有考虑学校、个体需要什么。现在通过跟岗、研究等等方式，教师学习有了针对性也就有了积极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陈如平指出，各类联盟等自组织，因其理念、机制、方式的创新而有别于传统的学会、协会等组织，是校长、教师专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他提醒，也要注意有些此类组织背离联盟的初衷和意义、异化成培训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