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为中国将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相关文献资料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名录”这一开始于上世纪末90年代的项目受到人们的关注。

　　如果从概念上讲，世界记忆工程应该是世界遗产目录项目的延续。世界遗产关注的是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如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而世界记忆工程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等。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名录”时，旨在唤起人们对世界范围内濒危、散失或正在遭受厄运的文献遗产的关注，而现在则成为一个包含了多种人类记忆的大项目。

　　从无到有，积少成多，全世界目前已有240多项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由它们构成的人类记忆无比丰富——比如埃及国家图书馆藏的马穆鲁克的古兰经抄本，黎巴嫩保存的最早的腓尼基字母，土耳其拥有的博阿兹柯伊赫梯楔形文字碑，印度的《梨俱吠陀》及14世纪末期的手抄本，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私人图书馆及手稿、照片和电影收藏，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原版，尼古拉·哥白尼的杰作《天体运行论》手稿等等。

　　世界各国对于让自己的重要历史文献成为“世界记忆”还是颇为重视的，以德国为例，我们只需看看他们已经入选的多项名录，就会明白，这些记忆几乎是德国文化最坚实的基础，也是世界文明不可或缺的元素。2013年德国与荷兰共同的文献遗产《共产党宣言》起草手稿页及《资本论》的初版和马克思的自注本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在此之前，有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手稿、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手稿中提到的来往信件、受到全世界儿童喜爱的《格林童话》、42行羊皮纸古登堡圣经及同时代背景纪录、柏林墙的兴建与倒塌及1990年《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奔驰1886年专利证书、中世纪欧洲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歌德和席勒档案馆的文学遗产等等。

　　档案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的部分。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世界文献遗产已经遭到破坏或消失。保护这一部分独一无二的文献遗产所需的工作量非常大，需要实施长期的保护计划，同时还要注意它的可利用性，即根据本国档案法可以开放的档案文献，就应该对任何人的利用要求一视同仁，包括外国公民。这就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保护的目的是提供利用，而利用则是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获取保护的最有效的手段。

　　建立数据库是保存记忆最好的方式。目前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三个子库，一个是失去的记忆，力图恢复由于灾害而损失的无法替代的档案文献，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或严重受损的成千上万个档案馆和图书馆的资料；第二个子库是濒危的记忆，主要指正在遭受损失的那些档案文献。第三个子库就是目前正在生成的各种记忆。

　　中国目前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主要有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主要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收藏的中国50多个民族的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录音档案，长达7000小时。其中包括家喻户晓的民间艺人阿炳创作的传世名曲）、清代内阁秘本档（主要有关17世纪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完整地反映了西洋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情况）、东巴古籍文献（纳西族的东巴教祭司使用的宗教典籍《东巴经》，世代传承下来的尚存2万余卷，分别收藏于我国的丽江、昆明、北京、南京、台湾，以及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被国内外学术界誉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侨批档案、元代西藏官方档案等。

　　目前中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馆藏达3.6亿卷之巨，其中全国重点档案有1200万卷以上，但一些更有意义的档案还藏在深闺不为世界所识。比如我们的甲骨文，由它衍生出的文字体系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在河南安阳的殷墟，1936年中研院在进行第13次发掘时，考古队员在一处窖穴中发现了形状规整、数量庞大、积叠有序的上万片甲骨，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学界将这批甲骨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档案文献，它为殷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必然会成为世界记忆名录的成员。还有我们的简牍，仅湖南一地，除当年马王堆的大墓出土的简牍外，后来又在里耶古城一号古井中出土了大量的秦简、在长沙走马楼古井中出土了大量的三国吴简，2013年考古学家又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中发现古井14口，从中出土的简牍总数约为5000枚，年代从战国、秦、汉一直延续到三国孙吴时期。这些写在木与竹上的文字不仅记录了当时帝王将相的生活，而且还记录了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是另一种记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以“假如人类失去记忆”的议题设置，来宣传推广“世界记忆名录”。是啊，人类若失去记忆，我们将如何安放自己不羁的灵魂？这或者也是它获得广泛支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