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海洋 绘

　　■热门专业的兴衰，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外部因素，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二是内部因素，全国高等学校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经济改革的重心变化必然牵动行业调整结构和布局，在此长彼消的重构中，各行各业在社会总体结构中的地位亦随之发生改变。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基本是对应的。

　　■只要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一些专业看似红火热门，其实已是强弩之末。而另一些专业则方兴未艾，逐步显示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目前专业办得好不好主要用就业率来衡量。这种做法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一些基础学科、一些传统的人文学科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本报记者 宋伟涛 杨国营 通讯员 游玉增

　　“千万别报国际贸易，因为听起来高大上，还是在国内混。”

　　“千万别报环境工程，因为实习场所是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

　　“千万别报农学，每天在地里晒太阳，黑得不像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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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底7月初是全国各地考生填报高考志愿的高峰期。微博上一则“过来人告诉你：千万别报某某专业”的话题引发众多网友讨论和吐槽。学不到知识、名不副实、就业前景差等是吐槽的焦点。

　　那么，当下中国什么专业最吃香？

　　热门专业遭遇就业尴尬

　　《2014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就业情况最好的“绿牌”专业，包括建筑学、地质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等。而法学、生物工程、动画、美术学、艺术设计和体育教育等专业因为就业情况较差，沦为“红牌”专业。其中，法学、生物等均是前几年报考的热门专业。

　　早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布的2010年中国大学“红黄绿牌”专业名单中10个红牌专业就包括法学、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曾经红极一时的专业。

　　以法学为例，曾是非常受学生青睐的专业。在中国校友会网调查到的1977—2013年中国各地区的高考状元中，选择就读法学专业有97人，在各专业中位居第四。然而，近年来，法学专业持续遭遇就业尴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是拥有法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3所高校。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的专业满意度在线调查显示，在法学专业的综合满意度（包括办学条件满意度、教学质量满意度、就业满意度）方面，人大得分最高，为4.8分（满分5分，下同），中国政法大学为4.7分，北大为4.5分；然而在就业满意度方面，北大得分较高，为4.4分，人大和中国政法大学均为4.1分，明显偏低。

　　在地方高校，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以山东省为例，2012年该省59所本科院校中，设置法学类专业的学校达到30所，不仅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农业类、医学类的专科高校也都开设有法学专业。这些院校的法学专业综合满意度大多能达到4分以上，但就业满意度普遍只有3.5分左右。有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生数量较大，市场需求萎缩，导致在就业方面沦为“红牌”专业。

　　与法学专业的命运相似，英语作为一度红火的热门专业，同样因为招生规模无限制扩张而遭遇就业尴尬。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英语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只有200多所，2004年增至598所，2011年则达到959所。2013年，全国2000多所本科院校中，有1000所开设了英语专业。在一些985、211高校，像清华、北大、复旦、北外等每年招收的英语专业学生数量较为稳定。但在一些地方院校却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以中部某省份一个市属师范学院为例，公开资料显示，该校近几年每年竟招收了1500名左右的英语专业本科生。

　　与法学、英语相比，经管专业近年来更是可以用“红得发紫”来形容。以著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为例，坊间甚至流传着“从这两个著名学院大门里走出来的学生，即使不是高考状元，他的室友也是”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校友会网调查到的1977—2013年中国各地区高考状元中，选择就读经济学专业的高考状元人数最多，有288人；工商管理专业有283人，位居第二。

　　经管类专业红透半边天并非一日之功。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经管专业和金融专业；而到2006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6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近10倍，而且录取分数基本都排在本校所有专业的前五位。

　　在近十几年的高考高招中，经济管理、金融、外语、计算机、互联网、建筑等专业轮番登场，各自红火一时，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热门专业出现的时间段与社会经济发展周期的对应关系。

　　高考研究专家、中科院博士生导师王极盛表示，热门专业的兴衰，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一是外部因素，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强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引起行业结构的重新调整，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高校专业设置的变化。二是内部因素，全国高等学校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制约着专业布局的变化。

　　由规模扩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变，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在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发展的动态趋势。在此过程中，高校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资源配置和专业结构必然重新调整。从全国范围看，各招生专业设置的比重、比例正在进行着较大的调整和重新布局，这个过程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这种专业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使得一些考生和家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感到迷茫、无助。”王极盛表示，家长和考生要擦亮眼睛，看清高校专业调整的动向，“一些专业看似红火热门，但由于多年受追捧，可能市场需求已经趋近饱和，几年后可能变成冷门专业；一些新兴专业也许目前并不被太多人关注，但未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几年后会成为就业市场上的热门。”

　　专业兴衰折射经济变化

　　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公司对2011——2013年三年间毕业生半年内、一年内就业率的专业进行了排序，结果显示，近三年排在前列的热门专业以理工科为主，几乎都是应用性强、产业发展急需的专业，如地矿类、海洋工程类、石油油气类、工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类、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类以及审计学类等，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国家建设宏观转型和新的产业布局调整。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高校也能敏锐地捕捉到背后的信息，及时调整专业设置。近五年来，宁波大学调整了一批专业。如增加了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专科）、船舶与海洋工程、车辆工程、海洋药学、物联网工程等专业，减招或停招的有教育学、公共事业管理、法学（第二学士学位）等专业，调整的有应用物理学转为微电子学、信息与计算科学转为金融工程、生物科学转为海洋药学等。“通过调整使学校专业设置更加合理，人才培养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宁波大学教务处处长李学兰说。

　　2011年，宁波大学教务处制定的《关于申报专业调整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中提出设立“专业调整专项资金项目”，优先培育和发展若干与临港工业、海洋新兴产业和港航物流服务体系发展密切相关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专业，鼓励增设和改造一批与宁波地方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宁波市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专业和专业方向模块。在该文件影响下，2011年宁波大学设立了“物联网工程”等7个“专业调整专项资金项目”，建设期为3年。近3年，这7个“专业调整专项资金项目”陆续获批了新专业。

　　与此同时，一些专业减招甚至停招，主要是因为不适应社会需求。以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为例，宁波大学通过调研发现，其社会适应度相对较弱，而且学校原本就有行政管理专业，两个专业之间存在一定重叠，综合多方因素考虑就停招了这个专业。

　　宁波大学党委书记郭华巍表示，宁大在专业结构调整上，紧紧围绕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设定。“要服务宁波城市发展的需要，甚至要引领城市发展。”在新增加的专业中，如物联网专业的设立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随着城市发展，宁波努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交通、医疗和家具等，都与物联网相关，宁波大学主动对接，在相关团队的基础上设立物联网专业。而且，宁波大学的物联网专业突出了宁波城市特色，包含港口物流监测、海洋环境监测等。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按照3个“1亿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框架思路，以及中国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的水平进行测算，需要具备相当规模的资本投入。预计未来6年，中国将增加0.8亿—1.2亿的城镇化人口，累计耗费资金总额或超过40万亿元。新型城镇化将带动一大批新型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包括信息技术、节能环保、资源能源、交通运输、房地产建筑、高新科技、金融、旅游餐饮等。在这种剧烈的产业变革和重组中，教育必然与之密切呼应。在近年的高校招生中，一些与上述各领域相关的专业受到重视，被考生、家长看好，逐渐走红。王极盛认为，这集中体现了经济改革发展对高考招生的影响。“尽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基本上是对应的。”

　　多管齐下应对市场冲击

　　然而，市场的变幻莫测时常让学校措手不及。例如，当年计算机专业火爆时，很多学校“招教师、买设备”急匆匆上马该专业，后来市场需求饱和，人才出现过剩，反而成了“难就业专业”。开设新专业固然不易，要撤销一个专业更难。“由于教师、学生的安排和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等原因，不要说撤销一个专业，就算大规模减招都会遭遇强大阻力。”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专业大类招生或许可以缓冲市场变化带来的冲击。”高校招考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坤表示。以宁波大学为例，基于“平台＋模块”的课程结构体系是专业调整的一个动力来源。在这种模式下，以基础融通、学科相近为原则，组建跨学科门类、跨学院的学科大类，将学校现有70多个本科专业划分为经济与管理类、法政文史类、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生物与化学等13个学科大类，并按照基础性、交叉性的原则，设置学科大类课程。学生实行按学科大类招生，大一进行大类培养，学习大类课程和部分通识教育课程，经过一年成才规划、学习方法的指导，学生在第一学年末自主选择专业，之后在相应专业学院继续学习，完成本科学业。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专业学院一贯培养的流程，使学生有时间充分认识、选择专业。“一些专业，特别是基础性专业面临难题，由此增加了调整动力。”李学兰说。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认为，除了培养学生的基础能力，高校更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可迁移能力，学生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和自己的发展，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迁移到新的东西上。“与‘进口’和‘出口’相比，培养过程本身更加重要。”

　　“不同层次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定位应当有所区别。”王极盛认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其实没有必要过分紧跟市场，应当考虑学术传承和文脉延续的重要性。对于一些偏向应用技术型的大学，在专业设置方面应当更加注重就业导向和市场需求。目前，教育部正在积极推进一批地方高校转型，这些学校以各地的二本、三本高校为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一些211、985高校可能也会面临转型。王极盛认为，这可能指的是对这些高校部分专业的调整。“在同一所高校，不同专业的导向也有区别。偏学术的基础性专业应当保持稳定性，调整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与市场对接密切的专业。”他特别建议，对于一些比较冷僻的学术型专业，国家应该重点扶持毕业生就业，以保证文脉的延续。

　　“在发展新专业时，我们没有忘记基础学科依然是根本，不能放弃。”宁波大学理学院执行院长诸跃进告诉记者，虽然理学院把应用物理学专业转为微电子学专业、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转为金融工程专业，但理学院依然保留着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等基础性学科。“基础性学科发展和应用性学科发展并不矛盾，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就业导向与文脉传承

　　近日，因为一张“一个人的毕业照”在网络上走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古生物学专业走进公众视野，这个“四代单传”的专业从2008年创立至今，每年都只有一个毕业生。

　　只有一个人的专业，显然社会需求极小，是否应该停招？对此，北大招生办主任王亚章公开回应称，“一个人的专业”是北大因材施教的最好体现，为国家培养稀缺人才、使艰深学问不致终绝，是北大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国内极少有高校开设古生物学专业，古生物学人才非常稀缺，因此，即使只有一位同学选择，北大的古生物学专业也将继续办下去。”王亚章说。

　　“现在很多高校设置专业赶时髦，什么专业热门，就设什么专业。但是几年之后，这个专业就可能出现‘人才过剩’。”中国工程院院士、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认为，大学的专业应该“有适度的超前性”。

　　王极盛表示，高校专业设置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要能够预见到5—10年以后的社会发展与市场需求，有的放矢地进行专业调整，从而占得先机。他指出，家长、学生纷纷追捧，众多院校一哄而上、卖力宣传的所谓热门专业未必是好专业，更未必适合学生。“真正的热门专业，一是那些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美誉度高的王牌专业，另外一种就是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特色鲜明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专业。”

　　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主任林方介绍，学校的计算机专业主要是计算机语言方向，“刚开始学生对此心存疑虑，认为在语言学科见长的高校学习计算机并没有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学习，学生们现在了解到，计算机语言正在蓬勃兴起，而语言大学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同时，北京语言大学的专业设置紧紧结合学校本身的语言特色，在学生培养中嵌入语言特色，学生在校期间都参加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用人单位看重我校学生的语言优势，这成为学生在就业市场上胜出的有力‘武器’。”林方说。

　　与之类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是财经类高校，41个本科专业中，27个属于经管类专业，特色突出。其他14个专业分属文、理、工、法，但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要嵌入经济、管理等核心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在精通专业的同时“懂经济、会管理”。此外，该校始终保持专业培养规模的稳定性，并且通过主辅修等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拓展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应用能力，满足市场用人需求。

　　在王极盛看来，国内高校设置专业太细，过于职业化、专业化。最近20年来，高校专业设置进行过3次专业大调整，使得专业面有所拓宽，原来有1000多个专业，现在减少了300多个。据他介绍，欧美教育发达国家高校的很多专业是跨学科的，这些专业的设置并非面向职业，而是面向问题，面向需求，面向前沿。国内高校专业设置另外一个较为普遍的缺点是过于固化，专业设置一旦确定，便不再调整，故步自封，“在这方面，高校缺乏专业调整的自主权，即便有一定自主权，也面临巨大阻力”。

　　当前，衡量高校专业成败与否，就业率几乎是首要标准。教育部曾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高校专业预警、退出和动态调整机制，对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部分特殊专业外，实行减招，直至停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教育专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有人认为，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本科专业设置、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向应用型、实践型转变符合当前国情。“专业设置与就业率挂钩，既是衡量一个专业举办得成功与否的标准，也促进了毕业生就业，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也有专家对这种近乎一刀切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专家表示，“就业率可以作为衡量专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应是唯一指标。对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一些基础学科、传统人文学科是否合适，值得商榷。”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国家应该给予政策性扶持，否则会引导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走向过度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