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失联”也许是人类航空史上最诡异的事件。几个月以来，除了搜救行动之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媒体在此次新闻报道中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但我认为，不能因此而责备新闻记者，而是要深刻分析我们的新闻学教育。

　　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媒体市场化进程和高校扩招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量的新闻传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原有的“北人大南复旦”格局被迅速打破，北大、清华等高校逐步恢复了曾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传统院系单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为基础的教学不同，新成立的新闻传播学院大多数从本校或外校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等相关院系抽调人手，组建专业和教师队伍。课程除了继续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外，还引入了不少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记者一向是中学生最向往的职业之一，新闻传播专业受到了许多学生热捧，成为仅次于金融学的热门文科专业。需求旺盛，再加上成立门槛低，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新闻学教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盛况。

　　然而，进入大学之后，许多选择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感到失望。新闻传播学院被普遍视为“水院”，课程被普遍视为“水课”。

　　其实，是这种经由拼凑而快速上马的方式，对中国新闻学教育造成伤害。新学院一方面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础而弱化了对学生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也没有构建起西方传播学理论赖以产生的实践基础，由此炒成了一盘新闻传播教育的“夹生饭”。新闻传播是实践性极强的专业。一流的美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有在新闻第一线从业的经历，并且给学生提供了许多实习机会。但中国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教师，本身就缺乏在新闻实践中的从业经历，研究的重点也侧重于理论和历史研究，只会习惯性地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现成的知识，总是使学生习惯了从有到有，而不知怎样去无中生有，只会习惯性地要求学生去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做事，并习惯了教给学生新闻写作的技巧和用于描述事实的工具，却很少教会学生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这些技巧和工具，特别是很少使学生掌握分析数据的能力。如此，当然不能给学生带来鲜活而真实的新闻学教育。

　　因此，并不奇怪中国记者会在马航失联事件的报道中如此疲软，因为一线的记者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大发展阶段里接受了这样的新闻学教育。所以，不要去批评他们，而是应当反思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许我们亟须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改善：

　　首先，要尽可能提供各种机会，训练学生在真实的世界中获取资讯的能力。也就是说，实践教学是新闻传播学院教学的核心。学生们必须经常性地置身于各种真实的新闻场景之中，必须能够熟练使用各种设备，他们在学校里使用的设备应当和他们日后在工作岗位上使用的设备一致。在这方面学校要舍得投入。有些学校因为担心设备损坏而不允许学生使用，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荒唐的理由。实际上，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们而言，他们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并非是背诵书本上已有的结论和知识，能够在考试中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而应当是自己从真实世界中感受、体悟和推导出来的知识和能力。

　　其次，应当将数据的发现、搜集、整理、分析和使用列入新闻传播学院的重要教学内容，在大数据时代尤其应当如此。也许这需要其他学科的强有力支持。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从统计局或其他机构和学者的数据库中获取需要的数据，而应当学会如何在没有现成数据的情况下去发现和搜集数据。这也许是最困难的事情，但一旦学会了这种本领，则终身受益。此次《纽约时报》的记者们之所以能在马航失联后的第一时间就写出18篇分析和报道文章，靠的就是这种“硬”功夫。

　　第三，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教给学生那些前人已经知道的事实和知识，而应当使他们掌握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未来的新闻记者，你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去完成任务，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即使在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你仍然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思路和办法。

　　这些能力恐怕都不是从书本上能够得到的，需要根据未来技术进步和世界新闻格局的变化重新设计课程体系。显然，未来的新闻学教育必须更紧密地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或许还有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而相对弱化纯粹文科写作方面的训练，尽管新闻写作仍然是记者最基本的能力要求。也就是说，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我们所提供给学生的新闻学教育，不能再是传统意义上文人气、书生气和学生气十足的书斋教育，而应当带一点英雄气、江湖气和豪侠气，为学生提供的是真刀真枪的新闻实战训练。

　　也许，上述问题也不仅仅存在于新闻学教育之中，在其他学科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为了高考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学生早已习惯了去做那些已经有人知道答案——而且是唯一答案——的题目，对于那些完全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当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和处理。为什么我们的创新能力日渐弱化，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